谭继洵亲手为自己的儿子谭嗣同收殓，从北京赶路几千里拉回湖南安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挽联。 谭继洵赶到北京的时候，菜市口的刑场早已散去，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血腥味。他是湖广总督，一品大员，却在儿子被处决的第五天，才敢带着几个心腹悄悄来到那片刑场。他没有哭，只是默默地在地上捡起儿子的血衣，用自己的官袍仔细包裹起来，手指碰到冰冷的地面时，指关节微微发颤。 他知道，这个从小就心高气傲的儿子，从选择留在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政变发生前，谭嗣同有机会和梁启超一起逃亡，却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些话，后来传到谭继洵耳朵里，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此儿太痴”。 谭继洵是典型的晚清官僚，一生恪守中庸之道，做官三十多年，从未敢越雷池一步。他对儿子参与的变法活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曾多次写信劝谭嗣同离开京城，回湖南安心治学。可谭嗣同却在回信里说，父亲您为官一世，保全了身家性命，却未能保全国家社稷，儿虽不肖，愿以热血唤醒国人。父子俩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到了几乎断绝书信的地步。 可当噩耗传来，谭继洵的第一反应不是责备，而是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星夜兼程从武昌赶往北京。他知道，自己这个一品大员的身份，在此时不仅不是护身符，反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朝廷已经下令，对维新派“斩草除根”，任何与他们有牵连的人都可能受到株连。谭继洵冒着被罢官甚至抄家的风险，也要给儿子一个体面的葬礼。 他不敢声张，更不敢大操大办，只是悄悄地买了一口薄棺，把儿子的遗骸和那件血衣一起装了进去。从北京到浏阳，几千里的路程，他没有走官道，而是带着棺木走水路，绕了一个大圈子，沿途换了好几次船，才终于回到湖南老家。一路上，他很少说话，只是每天早晚都要对着棺木磕三个头，每磕一个头，额头就会多一道淤青。 安葬儿子的那天，谭继洵没有请风水先生，也没有选择家族的墓地，而是亲自选了一块背山面水的地方。他没有流泪，只是亲手在墓碑上写下了那副著名的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这十六个字，字字泣血，既包含了对儿子冤屈的悲愤，也流露出对未来的茫然和无奈。他知道，儿子的所作所为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会引来无数的谩骂和诋毁，至于能否被后世昭雪，他实在不敢奢望。 回到武昌后，谭继洵立刻上书朝廷，以“老病”为由请求辞官。他没有解释原因，朝廷也没有挽留，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回到湖南，闭门谢客，从此不再过问政事。他把谭嗣同的书房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每天都会进去坐一会儿，摸摸儿子用过的笔墨，翻翻儿子读过的书籍，一坐就是大半天。 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谭嗣同的名字开始被重新提起，人们渐渐明白了他当年的牺牲意义。可谭继洵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在1900年就病逝于浏阳老家。临终前，他让人把自己的灵柩停放在儿子的墓旁，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谭继洵和谭嗣同，是两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是新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因为立场不同而产生分歧，却因为血脉相连而最终和解。谭继洵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个父亲最后的责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背影。 在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选择坚守，有人选择突破，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牺牲。这些选择或许会带来矛盾和冲突，却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谭继洵和谭嗣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渺小与伟大，也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