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又名陈大榜，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 这份简介背后，藏着一段横跨革命、爱情与奉献的厚重人生。陈达邦出身长沙书香门第，妹妹陈琮英早年间由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婚约，这份亲缘不经意间为他的革命道路埋下伏笔。 任弼时投身革命后赴苏学习，回国后便与陈琮英一同动员这位兄长加入救国行列，在湖南党组织的协助下，1926年已26岁的陈达邦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次年便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同船的四十余名青年中，有个叫李淑宁的四川姑娘——后来响彻东北抗日战场的赵一曼。海上航行月余，李淑宁饱受晕船之苦，陈达邦始终悉心照料，语言不通的课业难关，也是他逐字逐句帮着攻克。 两颗志同道合的心在异国求学中靠近，1928年4月，两人在莫斯科结为夫妻，暑期同游克里米亚海滨的时光，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安稳的幸福记忆。 可革命形势不等人，怀有身孕的李淑宁因肺病加重，主动要求中断学业回国投身实际工作，陈达邦虽不舍，却只能尊重妻子的选择，将身上最值钱的怀表与金戒指交给她应急。 这一别，竟成永诀。陈达邦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1935年，吴玉章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他被调往巴黎出任印刷部主任兼厂长，152期报纸的每一篇文稿，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他在版面上无数次看到东北抗联的英勇事迹，却不知那些文字歌颂的铁血女指挥员，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1942年回国后，他辗转重庆找到儿子宁儿，才得知李淑宁早已牺牲的噩耗，而直到1956年，通过《赵一曼》一书作者提供的照片，他们父子才确认那位抗日女英雄就是亲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1950年任弼时逝世，他赴京悼唁时经吴玉章、董必武推荐，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印刷工作。 次年，他以全权代表身份秘密赴苏处理代印人民币事务，1955年发行的1953版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所有需更换的汉字书法，均出自他的亲笔，这些字体一直沿用到后续三套人民币，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谁也没想到，这份功绩日后竟成祸根。随着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擅自印发人民币扰乱金融市场，1964年相关纸币被限期收回，与苏联有过工作交集的陈达邦被打成“苏修特务”。 1966年，陈达邦被迫害致死，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儿子：“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为替父伸冤，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终含冤离世。直到1979年3月，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这段蒙尘的历史才得以正名。 从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到异国办报的幕后功臣，再到人民币题字的设计者，陈达邦的一生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与赵一曼的爱情因革命而生，却因使命而隔，即便历经生离死别与不白之冤，始终坚守着对信仰的忠诚。那些印在人民币上的字迹，不仅是汉字的风骨，更是一位革命者默默奉献的见证。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