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一等功臣王安军烈士，陕西西安人，某部炮连战士，后担任军工，负责往前沿阵地运送各种物资。 王安军1965年出生在西安长安区的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兄妹三人，他是最小的那个。小时候跟着父亲在麦地里劳作，父亲总说：“做人要踏实，遇事要敢担当。”这句话深深烙在他心里。 1984年，老山战役打响的消息传到村里，20岁的王安军正准备和同村姑娘定亲，可他看着征兵公告，连夜做了决定——报名参军。临走前，他把母亲塞给他的煮鸡蛋分给弟妹，对着父母深深鞠了一躬：“等打完仗，我就回来孝敬你们。”谁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刚到部队时，王安军被分到炮连，每天扛着炮弹训练，肩膀磨破了皮，他就用布条缠上继续练。 三个月后，前沿阵地物资紧缺，军工队伍急需补充人手，他第一个写下请战书：“我年轻，体力好，让我去！”战友们都劝他，军工是“在鬼门关走钢丝”，前沿阵地海拔高、地形险，还得顶着敌人的冷枪冷炮，稍有不慎就会牺牲。 可王安军只是笑着拍了拍胸脯：“阵地不能缺弹药，战友不能饿肚子，这点险算啥？” 成为军工后，王安军才真正体会到“生死一线”的含义。从后方基地到前沿阵地，短短5公里的路，要翻过三座山梁，穿过两道布满地雷的封锁线，还有一段被战士们称为“死亡通道”的开阔地——这里毫无遮挡，敌人的狙击手就藏在对面山头，随时可能开枪。 每次出发，他和战友们都要背着30公斤以上的物资，包括弹药、粮食、药品，还有战士们急需的饮用水和书信。山路陡峭湿滑，他们只能手脚并用往上爬，裤腿和鞋子经常被荆棘划破，鲜血渗出来，和泥土粘在一起，疼得钻心。 1985年6月的一天，王安军带领两名新战士执行运送任务。刚进入“死亡通道”，敌人的炮弹就呼啸而来，炸起的碎石块砸在他背上，火辣辣地疼。他立刻大喊：“卧倒！”然后死死护住背上的弹药箱。等炮火平息，他发现一名新战士的腿被弹片划伤，鲜血直流。 王安军毫不犹豫地解开自己的急救包，蹲下身给他包扎，还把仅有的水壶递过去：“别怕，有我在，咱们一定能到阵地。”一路上，他主动扛起了那名战士的物资，原本3小时的路程，他们走了5个多小时，到达阵地时，王安军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和鲜血浸透，累得直接瘫倒在战壕里。 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都记得，王安军每次来，除了物资，还会带来家乡的消息。他总把父母寄来的饼干、糖果分给大家，自己却啃着干硬的压缩饼干。有战士问他想家吗，他就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和父母、兄妹的合影，照片上的他笑得一脸灿烂。“ 等战争结束，我要带着战友们回西安，尝尝我妈做的油泼面。”他每次说起这话，眼里都闪着光。可谁也不知道，他早已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曾偷偷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如果我牺牲了，就把我埋在老山，我要看着战友们收复阵地，看着祖国安宁。” 1985年12月2日，王安军执行最后一次运送任务。那天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10米，他和战友们刚走到半山腰，就遭遇敌人的伏击。密集的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一名战友当场中弹倒地。王安军想都没想，扑过去护住战友，同时大喊让其他人带着物资撤退。 就在他准备把战友拖到安全地带时，一枚手雷落在了他们身边。千钧一发之际，王安军猛地将战友推开，自己却扑在了手雷上。“轰隆”一声巨响，硝烟散去后，战友们发现王安军倒在血泊中，背上的弹药箱还完好无损，而他的身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 牺牲时，王安军年仅21岁。战友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那张被鲜血染红的全家福，还有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作为军工，我多送一次物资，战友们就多一分胜算，祖国就多一分安宁。为了这份责任，我无怨无悔。 ”后来，部队追授他一等功，追认为烈士。他的家乡西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乡亲们自发前来送别，母亲抱着他的骨灰盒，哭到几乎晕厥，反复念叨着：“我的娃，说好回来吃油泼面的……” 老山战役中，像王安军这样的军工还有很多，他们没有在炮火中直接冲锋，却用双脚丈量着生死线，用肩膀扛起了前线的希望。他们被战士们称为“无名英雄”，因为他们的牺牲常常不为人知，却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安军烈士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担当”二字，他的精神如同老山上的青松，永远挺拔。今天的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和平生活，正是因为无数像王安军这样的烈士，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家国。 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传承。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