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为了躲避跳蚤，张爱玲开始频繁搬家。 没人想到，写出《金锁记》的传奇作家，会在洛杉矶的廉价公寓里，用胶带封死每一道门缝。 她怕的不是房东催租，是那些看不见的“虫子”。 刚到纽约那年，张爱玲提着母亲留下的皮箱站在码头，箱子里装着《赤地之恋》的手稿。 她以为英文写作能打开新天地，结果给《纽约客》投稿14次，退稿信堆得比书稿还高。 胡适见过她后说，“这姑娘英文再好，写美国总像隔着层玻璃。” 36岁那年，她在文艺营遇见56岁的赖雅。 这个美国左翼作家成了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枷锁。 两年后赖雅中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递来橄榄枝，她把通知书压在枕头下，转身去医院陪护。 夜里翻译《老人与海》，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千字才15美元，刚够买赖雅的降压药。 我觉得她不是在坚持，是根本没地方可退。 赖雅走的那天，纽约下着冷雨。 张爱玲在街头走了三天三夜，直到双脚磨出血泡。 后来搬到波士顿，她总觉得皮肤发痒，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她却坚信是“虫子”。 用滚烫的开水烫衣服，把杀虫剂喷满房间，呛得自己咳个不停。 1977年住进洛杉矶那间公寓时，她把门窗缝全用胶带封死，像给房间裹了层保鲜膜。 房东说从没见过这样的租客，垃圾用三层塑料袋装，出门前要检查三遍床底。 12年间搬了180次家，行李里永远带着本《红楼梦》，书页边角都磨卷了。 最后几年，她几乎不说话。 给夏志清写信，字越写越小，最后只剩“安好”两个字。 1995年秋，管理员发现她时，她穿着赭红色旗袍躺在行军床上，床头摊开的《红楼梦》还夹着书签。 房间里14箱衣服用敌敌畏泡着，箱子上贴着“勿动”，像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通牒。 摊开的《红楼梦》还夹着书签，就像她没写完的人生。 那个用胶带封死门窗的女人，终究没挡住心里的“虫子”。 但书架上那些译稿和手稿，早把她的文字酿成了不会过期的酒，喝起来还是当年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