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是从地方富豪即名主阶层中诞生的新兴势力，所谓武士的兴起，不外乎是从农民大众中培养起来的来自下层的势力，试图取代弥生时代以来几乎一直掌握统治权的古代国家统治阶级，象征着革命性的变革进程。 无论是氏姓阶级、律令贵族，还是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都在天皇制国家体制中保持了统治性地位，与此相对，作为地方上地主的武士，植根于农业经济的现实基础。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在天皇制体制的内部壮大的武士，或被天皇制国家任命为追捕使、押领使，或成为藤原氏的家臣，一开始不得不以从属统治阶级的形式出现。并且，他们还必须依附于诸如平氏和源氏等名门贵族家庭出身的武将。支撑他们实力的，首先不是与上层的关系，而是与土地的结合，其次是主从间的契约这种底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来自底层的力量形成了原动力，才最终彻底推翻了古代国家统治者的地位，成功地建立起新的封建社会。 然而，以庄园体制内部侵蚀的方法站在推动革命进程最前沿的武士，并没能一举摧毁古代国家体制，而是反复出现了与贵族的妥协，因此，将社会彻底改变成一元化的封建体制，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岁月。 通过平息保元、平治之乱在京都成功夺取政权的平氏，只是在贵族的政治体制内占据了要职，并没有取代贵族政治开创武家政治，这也在情理之中。平氏灭亡后，建立镰仓幕府的源赖朝也仅仅设立了统领武士和领地的独立权力机构，而没有夺取京都政府的权力职能。概而言之，武家政治登台的这一事件也仅仅意味着公家（古代国家的贵族及其后代）与武家二元统治的开始。 1221年（承久三年）的承久之乱决定性地确立了幕府的优势地位，守户、地头加速了对国司、庄园领主的古代式统治权力的侵蚀，二元统治向武士一元统治的转移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大趋势。不过，镰仓时代还没有跨越上述的这一段过渡期。 上述的社会状况如实反映到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史上。民众成长促使武士势力的壮大，也在文化领域中催生了在贵族社会中无法见到的充满大众元素的崭新文化。但是，京都的古代贵族，在保持其拥有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文化的权威。尤其是在夺取政权后尚未创造出堪与贵族文化匹敌的自身文化的武士，只能对贵族文化顶礼膜拜并向它学习。犹如与政治上的大趋势遥相呼应般，文化史上也出现了古代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二元对立。并且，随着后者的壮大，前者逐渐走向衰亡，可以说这是这一时代的基本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