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凌叔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

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凌叔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他神色镇定，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让其心甘情愿回了家。 这件事发生在北平。当时朱利安·贝尔应武汉大学邀请来华，在北大也有不少活动和交流，他是英国“布卢姆茨伯里”文化圈的成员，曾在英国出版过诗集，是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 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的关系，起初以文学为桥，频繁通信，互赠诗文。凌叔华被这个热情而富有理想主义的英国青年所吸引。 她在那段时间反复提及，“心里像被撕开了一块”。她并不讳言朱利安·贝尔身上那种“温和的攻击性”让她很难抗拒。 陈西滢当晚什么都没说，回家之后也没提，只是过了两天找凌叔华谈了一次。他没有质问，而是摊开三条路：回家、离婚、或分居。 凌叔华沉默了很久，说，“回家吧。” 这段婚姻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二十年代，两人曾是文坛公认的“才子佳人”。胡适曾在《新月》杂志中写，“他们的婚姻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 但那不过是外人对一段婚姻的想象。陈西滢为人内敛、务实，担任《晨报》编辑多年，讲究秩序与逻辑。 而凌叔华出身湘中大族，自小熟读中英文学，性格里带着不安分，喜欢画画，也写小说，身边从不缺仰慕者。 凌叔华的创作到了1930年后出现瓶颈，她在日记中写过：“陈西滢总说我文笔浮泛，我越来越写不下去。”她并不是软弱的人，但在那种夫妻关系中，逐渐变得沉默。 这种沉默，后来被朱利安的出现打破了。 朱利安在中国不到两年，但与凌叔华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次他们一起在北海公园看画展，同行的还有梁宗岱，回来后梁宗岱在信中对人说，“两人间那种气氛，看得出来。” 可惜朱利安不懂中文，他的爱情总靠诗来传达。他写下那句后来被多人引用的诗句：“我们在沙滩上纠结着，我们睡。” 虽然未署名，但圈内都知道是在写凌叔华。 但“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朱利安·贝尔终究是要回英国的。1937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在战场上死于空袭。 当消息传来，凌叔华闭门不出三日，把苏轼的《江城子》抄写了两遍贴在书房门上。 没人敢去打扰。 她并没有公开承认过这段感情。只是很多年后，她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提到：“中国女性在情感上的自由，是很晚近的事。”那年她已经五十多岁。 后来她定居伦敦，出版了用英文写的小说《Ancient Melodies》，这本小说讲的是湖南一个女子从少女到中年的变化，全书用的是西方小说结构，但骨子里是中国的气韵。 英国评论界评价她“把东方写得西方能懂”。 人生不是文学，不会给每段感情一个圆满结局。但正如福楼拜所说：“要有耐心去做一件事，即使是痛苦的事。” 凌叔华选择了自己的路，也为后人留下了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