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恩施军分区司令员乘车去剿匪，路上听说参谋打了一个电话，脸色一变，赶紧下令撤回，次日有人对他说：“昨天有土匪想伏击你们！” 王定烈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一个普通农家，早年生活艰辛，靠田间劳作度日。1933年15岁时投身红军，加入红三十三军二九五团，从战士起步。那时川东革命浪潮涌动，红四方面军活跃于通南巴地区，他迅速适应军旅环境，担任传令兵和文书。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参与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亲历攻克城口县城等战斗。长征路上，他跟随部队穿越雪山草地，1937年在祁连山突围战中负伤五处，腰部和头部受伤严重，却坚持归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经历奠定了他坚韧的军事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王定烈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从战士升至班长。1939年起，他历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指导员、骑兵连政委、营教导员、营长、副支队长、副团长等多职。率部参加午城大捷，歼灭日军多名。他破解“铁壁合围”大扫荡，1945年率部南下河南，首战河堤岭，强渡黄河，转战嵯岈山和桐柏战役，建立豫中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指挥豫中八团突破平汉路，长驱七百里，连续十三仗。这些行动展现出他在抗日战场上的指挥能力。 解放战争中，王定烈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四团团长，参加豫中突围和中原突围，以及桐柏、新县、红安战役。1947年8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攻克经扶、红安、高山铺等地。12月起，他担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指挥解放钟祥、随县、应山、云梦、应城、花园、武汉、宜昌及鄂西南战役。这些战役中，他注重战术协调，逐步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参与剿匪作战，针对鄂西匪患采取针对性措施。 1950年来凤县匪情严峻，王定烈作为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正在当地指挥部队清剿。他决定亲自带队前往督战。途中获悉参谋通过电话线告知行程后，他立即下令返回恩施。因为恩施地区电话线多为裸露明线，易被监听。土匪中混杂国民党残兵败将，许多具备电讯技能，甚至配备监听设备。行程泄露可能导致土匪设伏，王定烈带人不多，继续前进风险极大。次日，他叮嘱随员避免电话透露细节，重新出发抵达来凤。刘元昌告知前日两百多名土匪埋伏公路沿线，这证实了撤退的必要性。 王定烈从情报中获得启发，利用电话易监听特点反制土匪。他通过电话传递假情报，称解放军三面围剿来凤匪徒，只留西南缺口。情报被土匪截获，导致匪徒向西南突围。王定烈提前布下伏兵，匪徒进入后遭遇打击。经过战斗，部队消灭两千两百多名土匪。来凤匪首向受伯在乱战中被俘，1950年12月经公审处决。这次行动平息了来凤匪患，体现了情报运用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王定烈1951年调入空军，任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参与抗美援朝。他历任空军指挥所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十五航空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等多职。在空军建设中，他推动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贡献显著。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获得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还担任党的十大代表，以及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些职务反映出他在军内的重要角色。 王定烈的军事生涯跨越多个时期，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建设。他早期在红军中积累经验，长征中经受考验。抗日时期指挥多个战役，解放战争中参与大别山挺进和鄂西南解放。恩施剿匪事件突出其危机意识，利用电话监听逆转劣势。空军生涯中，他适应新领域，推动技术进步。整个生涯体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实际贡献。 恩施剿匪背景源于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山区，形成匪患。来凤县土匪活动频繁，威胁地方安全。王定烈指挥下，部队采取围剿策略，结合情报工作。电话监听问题源于通信设施落后，明线易遭破坏或窃听。土匪利用此弱点获取情报，王定烈反其道而行，传递假消息诱敌。这体现了剿匪中情报战的实用性。 王定烈在空军任职期间，注重飞行训练和装备管理。第十五航空学校校长时，他组织教学改革，提高学员素质。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时，参与防空体系建设。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空军参谋长时，协调多军种演习。这些工作加强了空军战斗力，适应时代需求。 剿匪行动后，来凤县恢复秩序，群众生产生活逐步稳定。王定烈的决策避免了潜在损失，保存了部队实力。后续围剿中，部队扩大战果，清除匪患根源。 王定烈晚年在北京生活，2014年11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