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黄茂才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早年生活艰辛，常在田地里劳作维持生计。1945年，他刚满20岁，为逃避国民党强征壮丁，通过当地地主关系进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不久后，他被调配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这座监狱位于重庆郊外山沟中，原是废弃煤窑，因地势隐蔽而被军统特务改建成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黄茂才初到时，主要负责日常巡视和犯人登记，工作机械重复。他手持钥匙在走廊巡视，检查牢房锁链，确保犯人无法逃脱。监狱环境恶劣，国民党特务经常对犯人施以严刑拷打，黄茂才目睹这些过程，却继续执行任务。1948年4月，他正式成为少尉看守，职责包括值班和发放食物。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留意牢房内的革命者，他们的言行举止与国民党宣传的形象大相径庭。这段经历让他逐渐接触到狱中同志的信念。 1948年5月，曾紫霞被押入渣滓洞监狱，黄茂才在登记名册时记录她的个人信息，发现她来自内江。他在押送过程中与她有过简短接触，曾紫霞衣衫破损但保持镇定。几天后，她通过牢门递出纸条，黄茂才接过后藏入衣兜，并在换班时带出监狱交给联络人。这次行动开启了他传递情报的开始。同年6月，江竹筠被关押进来，黄茂才在名册上书写她的姓名，得知她是自贡同乡。江竹筠负责过地下联络工作，掌握重庆地下党名单，却在狱中保持坚定。黄茂才在发放食物时多停留片刻，观察她的状态。江竹筠与狱友讨论理想信念，这些内容逐渐影响黄茂才。他开始主动协助，先后传递情报30多次，包括纸条和文件。他将情报藏在鞋底或衣领，利用看守身份避开检查。国民党特务对狱中犯人监控严格，黄茂才的行动充满风险，但他持续进行。 黄茂才还偷偷带入药品和报纸，帮助狱中同志获取外界信息。报纸报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这些消息鼓舞了牢房内的革命者。1949年春节期间，国民党监狱管理人员外出，黄茂才安排革命同志在院内活动，包括唱歌和游戏。这次联欢短暂缓解了狱中压抑氛围。作为回报，狱中女同志用羊毛线织成一件毛衣，通过饭盒递给他。黄茂才保存这件毛衣，作为唯一实物证据。1949年11月，国民党败退前，黄茂才最后一次冒险带出胡其芬的报告，这份文件揭露特务屠杀罪行。他被遣散回乡，步行穿过山路将报告送到安全地点。离开渣滓洞时，江竹筠已于11月14日牺牲。几天后，11月27日大屠杀发生，180多名革命者遇害。黄茂才的离开让他避开这场灾难，却为后来命运埋下隐患。 黄茂才回乡后，在当地小学担任教师，生活趋于平静。1951年一天，他正在授课，公安人员进入教室将他逮捕，指控他作为渣滓洞看守参与11月27日大屠杀。他被押往拘留所，双手铐住接受审讯。在审讯中，他反复陈述自己在监狱帮助江竹筠传递情报的事实，但缺少证人支持。他的看守身份成为主要罪证，辩解无人采信。关押期间，他等待下次审讯，继续申述细节。1953年，法庭宣判他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判决宣读时，他站立聆听罪状，包括参与屠杀的指控。行刑那天清晨，他被押至刑场，跪在土坑前。枪手举起步枪对准他，就在扳机扣紧瞬间，他扭身大喊出那句关键话语。这喊声导致行刑暂停，案件上报重审。国民党特务在狱中的残酷行为被历史记录，但黄茂才的身份让他一度背负罪名。 重审后，黄茂才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在狱中从事劳动，包括挖掘土地和日常劳作。行为记录良好，1961年前获得几次减刑，每次减刑基于表现评估。出狱后，他返回家乡，取出那件毛衣作为证据保存。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整理档案，发现零散记录与原有结论不符。馆长卢光泽走访黄茂才住所，查看毛衣并记录细节。卢光泽联系幸存者曾紫霞，她出面作证，确认黄茂才在监狱传递情报的行动。曾紫霞手写万字证明材料，详细列出每件事例。四川有关部门重新调查，核对旧档和证词。同年9月，平反决定下达，黄茂才获补县政协委员身份，每月领取30元生活费。这段过程反映出历史纠错的必要性。 1997年，黄茂才70多岁，受聘回到重庆渣滓洞，指导修复工作。渣滓洞已成为纪念地，他停在关押江竹筠的牢房前，鞠躬三次致敬。这举动象征对历史的缅怀。黄茂才的经历从看守到被误判，再到平反，体现了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曲折。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残暴在档案中反复出现，而革命者的坚持通过这些故事流传。黄茂才帮助传递情报的行为，最终得到认可。他的晚年生活安定，偶尔外出散步，回顾过去。渣滓洞监狱的改造记录显示，原有牢房结构保留，用于教育后人。江竹筠的狱中斗争成果，包括策反黄茂才，在历史资料中被多次提及。这些事实基于幸存者证词和档案，避免了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