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山西灵石县县长耿彦波，因工作调任要离开灵石，当地老百姓得知，欢呼雀跃，还送他三个花圈，多年后，他们就因为自己当初的举动，后悔不已...... 2000年春夏之交的山西灵石县，上演了一幕极具黑色幽默的“送别大戏”一位即将离任的县长坐上了汽车，但这并不是一场充满了感激与不舍的温情告别，迎接他的，竟然是街头赫然出现的三个硕大花圈。 这些本该出现在葬礼上的晦气物件，此刻却被当成了某种讽刺性的“庆典”道具，用来表达当地某些人群对他离开的“如释重负”甚至在某些角落，气氛轻松得近乎幸灾乐祸，这位坐在风暴中心的县长名叫耿彦波，面对窗外这不仅刺眼甚至带着诅咒意味的场景。 他没有愤怒下车争辩，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狼狈，透过车窗，他留给灵石县的是一脸平静，甚至带着几分深意的微笑，在他那时的沉默背后，隐藏着一场长达数年的孤独博弈，而这一切的根源，都要追溯到他那个曾让全县人“恨之入骨”的疯狂决定。 1993年，36岁的耿彦波顶着山西大学研究生的光环，履新灵石县县长，那时的灵石县，破败、贫瘠，街道上漫漫尘土掩盖着死气沉沉的经济，本地的消费圈子极其封闭，根本没有外来资金愿意驻足。 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县官上任的“三把火”无非就是修修路、搞搞再就业，解决一下老百姓眼巴前的柴米油盐，谁也没想到，这位年轻县长的目光，竟然越过了当下的温饱，死死盯住了一堆“烂瓦片”。 这堆“烂瓦片”就是始建于明清时期、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王家大院，虽说祖上曾辉煌过，但经过数百年风雨侵蚀和战乱洗礼，到了九十年代，那里早已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个没人要的废墟，毫无实用价值。 但耿彦波似乎拥有某种甚至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透视眼，他看到的不是废墟，而是一张能彻底翻盘的王牌，一个具备世界级潜力的文化旅游胜地，为了这张底牌，耿彦波几乎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全县的“家底”做赌注。 他大手一挥，抛出了修缮王家大院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预算高达5000万元，这笔钱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天文数字，但在当时贫困的灵石县，这几乎等同于全县整整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消息一出，整个县城如同炸了锅。 指责声浪铺天盖地而来：有人骂他败家，有人说他不务正业，甚至有人直接把举报信写到了国务院，控告他滥用公款、劳民伤财，百姓们无法理解，甚至可以说极其愤怒——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修一个破院子。 在这种极端的民意反弹下，耿彦波被推到了舆论的审判台上，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然而，真正的执棋者往往是孤独的，面对铺天盖地的举报和谩骂，耿彦波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坚韧，他没有被这些唾沫星子淹没，反而开始像个推销员一样四处奔波。 写书论证、公开演讲，他不厌其烦地向周围人解释这个项目的长远价值，即便在那个打包行囊准备离开的日子里，当一位老友，当地资深的教师满含惋惜地上门道别，感叹人们不懂他的良苦用心时，耿彦波依然只是云淡风轻地说，时间会是最好的裁判。 他不仅是要修一座院子，更是在为灵石修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历史的那个裁判员，终究是公正得有些残酷，随着王家大院修缮工程的完工，预言中的“奇迹”开始变现，原本破败的深宅大院重现了昔日明清建筑的精致与恢弘，不仅成功申请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头衔。 更是一夜之间火出了圈，国内外游客如同潮水般涌入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小县城，门票收入、餐饮住宿、周边特产，真金白银的流水让当地的商业生态彻底复活，六年之后，灵石县早已换了天地。 那些当年因为那个“败家决定”而受益找到了工作、做起了生意的百姓，看着热闹非凡的街道和鼓起来的腰包，心态发生了剧烈的反转，曾经在街头摆花圈“欢送”瘟神的狂欢，此刻变成了无法言说的羞愧与悔恨。 甚至几位当年的“激烈批评者”在某次聚会上偶遇，提及此事，无不苦笑着承认自己当年的短视——那个被他们赶走的人，才是真正赋予这片土地新生的人，回头再看2000年那个街头花圈的荒诞一幕，简直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耿彦波不仅扛住了一年财政收入豪赌的压力，更扛住了几近身败名裂的误解，他用行动诠释了一种超越时代的领导力：所谓远见，就是在所有人都看着脚下的泥泞时，你却在极力描绘星空的模样。 并且不惜忍受孤独与嘲讽，也要强行把众人带向那个他们暂时看不见的未来，那个曾经无论如何也无法被理解的背影，最终在灵石县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高大轮廓。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大同“造城工程”如何继续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