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1纵司令员傅秋涛率部突围，到了湖边，2个船夫载他们过湖，但气氛不太对，傅秋涛连忙说：老乡，我们是新四军。 1941年冬，在南漪湖冰冷的湖面上，两条满载着十几个大汉的木船正缓缓向湖心划去，划船的艄公一言不发，但在他满是老茧的手底下，船桨划水的节奏里藏着一股决绝——他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一个同归于尽的时间点：一旦到了深水区，如果这些“遭殃军”再有什么动作，就凿沉船底，大家都别想活。 几天前，形势远比湖面上的对峙更加绝望，当部队行进到泾县茂林一带时，早已设伏的国民党7个师共计8万大军，如同铁桶一般将新四军9000余人死死围住。 在那七个昼夜的血战里，因为电台被炸毁，作为左路纵队指挥官的傅秋涛完全成了“聋子”和“瞎子”，军长被扣，战友牺牲，自己手里的一万多人马被冲散，跟军部彻底失联。 在这种叫天天不应的绝境里，傅秋涛做出了那个极为艰难的决定，他在梓坑召集幸存干部开会，这时候如果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大部队或者往回跑，无疑是送死。 必须“化整为零”，把自己敲碎了，变成一把把尖刀，往东边苏南根据地插进去，为了不让队伍在潜行中暴露，这位湖南汉子甚至咬着牙，把刚刚出生的亲生女儿留在了当地老乡家里，自己带着十几个人的精干手枪队，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大山和封锁线中。 这支小分队之所以能一次次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钻出来，靠的绝不仅仅是军事素质，还有一种埋藏已久的“人情伏笔”。 队伍摸索到宣城境内的山沟时，正好撞上了敌人的哨卡盘查，就在大家把手扣在扳机上准备拼命的时候，负责盘查的一名士兵却对着傅秋涛使了个眼色，非但没有声张，还偷偷给他们指了一条避开52师封锁线的活路。 这名士兵其实是青帮头目陈玉庚的徒弟，早年傅秋涛在江南活动时，曾经剿灭过当地一股土匪，正好抓了陈玉庚的三弟。 按理说这在当时是死罪，但傅秋涛看在团结抗日的面子上，教育一番后把人给放了，这一记“义释”，在最要命的关口变成了救命的回报。 江湖人讲究恩怨分明，当初种下的“善因”，在几年后这种生死关头，硬是帮新四军把这一道鬼门关变成了通途。 到了南漪湖边，才是真正的生死考验，当时后面有地方保安队和特务的穷追不舍，前面是茫茫大水，湖边好不容易找到两个船家，对方却把脖子一梗，死活不愿意摆渡。 因为这一带国民党特务经常穿着便衣假冒新四军侦察，老百姓吃尽了这帮被戏称为“遭殃军”的苦头，早就恨之入骨。 眼看着追兵要到了，傅秋涛只能下令队员拿枪逼着船家开船，这就是开头那一幕“同归于尽”心思的由来。 直到船划到了湖中心，暂时甩开了岸上的危险，傅秋涛看着警惕的船家，收起了枪，用他那口地道的湖南平江话开了口：“老乡，实在对不住。刚才那是没得办法，我们真的是新四军，我是傅秋涛。”说完，他又掏出几块银元想作为船费递过去。 这话一出，原本满脸杀气的船家先是一愣，紧接着竟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湖面上显得格外响亮。 “原来真的是新四军！你们要是早亮明身份，哪怕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肯定送你们过湖啊！”船家指着湖水心有余悸地说道，“若是再晚一步说，我就准备把船凿沉了，跟你们这些‘遭殃军’拼了！” 误会消除后，那种紧绷的敌意瞬间化为了亲人般的热情，船家不但坚决推开了傅秋涛递过来的银元，说啥也不肯收钱，反而主动把船划得飞快，甚至还要先上岸帮这支小队探路。 在那个年代，谁能赢，并不完全取决于手里的枪炮是否精良，从宣城山沟里江湖人士的“义释”回报，到南漪湖上普通船夫的“宁死不渡”，傅秋涛的这段突围路，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民心和信义，才是这支队伍最大的护身符。 凭着这股力量，傅秋涛带着小分队穿过了最黑暗的封锁线，最终在苏南归队，后来，他出任新四军第7师副师长，在皖中无为指挥反扫荡，把曾经差点熄灭的火种，再次烧成了燎原之势。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傅秋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