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5年，他被开除党籍，戴着手铐走完长征，开国大典前，毛主席问他：“你为何不来看我？” 若论起红军队伍里的才子，朱光绝对排得上号，他不仅写得一手令人叫绝的好字，画得了精准的军事地图，还懂莎士比亚，甚至能登台演话剧，但也正是这份才气和骨子里的耿直，让他的人生充满了过山车般的跌宕。 早在1937年的延安，那时朱光已经是党内的“顶流”文艺骨干，作家舒群从平型关战场带回几本莎士比亚原著，毛主席爱不释手，朱光却半路杀出要“截胡”。 两人像孩童般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不得不“分赃”——一人拿两本轮流看，毛主席曾在赠诗中将“书法家之府”戏改为“书法癖之家”，足见两人的私交与精神共鸣。 然而，谁能想到这位能和领袖抢书看的“江南才子”，在1935年却差点把命丢在自己人的刀下。 1932年投身红军的朱光，凭借出色的文笔和组织能力，很快就在红四方面军崭露头角，但在鄂豫皖苏区的烽火岁月中，他在小河口会议上犯了张国焘的“大忌”。 他看不惯那种家长式的“一言堂”，当面直言反对错误路线，这一“顶撞”直接导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沦为待决的阶下囚。 在那段张国焘大搞肃反的日子里，多少同志莫名消失，朱光之所以能从刀口下捡回一条命，全靠他那一双不可替代的手——张国焘舍不得杀掉一个既能刻蜡板印传单，又能手绘精细军事地图的“技术工”。 于是，长征队伍里出现了一个最为特殊的奇景：朱光白天行军时，双手被手铐锁住，背上还得扛着几十斤重的油印机和器材，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跋涉；到了夜晚宿营，警卫打开他的手铐让他干活，却随即给他的脚换上沉重的脚镣。 就在这冰冷的铁锁伴奏下，他就着微弱的篝火，没日没夜地刻写蜡板、绘制地图。 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三次翻越积雪没膝的雪山，他裹着单薄的破衣硬顶风雪；三次穿过噬人的草地，断粮时他同战友一样嚼草根、吞树皮，脚镣的重量让他数次险些陷进泥沼无法自拔。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刷在沿途墙壁上、至今仍震撼人心的“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标语，竟多是出自这位“红军囚犯”之手，此时，哪怕手腕被磨得血肉模糊，他的笔下依然是燎原的火种。 直到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同心城等地会师，因为新闻宣传工作的迫切需要，他和同样被关押的廖承志被抽调出来编战报，这两个“带罪之身”干起活来那种不要命的劲头，连负责押解他们的保卫局战士都暗自佩服。 随着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中共中央西北局终于为朱光平反，恢复党籍，长达三年半的“戴镣长征”，没能锁住他的信仰，反而把他的骨头熬得如钢铁般坚硬。 抗战全面爆发后，脱去枷锁的朱光在太行山上又成了那把锐利的“刀”，从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到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再到129师宣传部部长，他的战场跨越了冀南、冀鲁豫，在滑县、浚县的阵地上，在直捣开封、横扫徐州北部的战役中，他坚信“枪能杀敌，笔亦能诛心”。 抗战胜利，朱光北上出关，接管东北，在嫩江、齐齐哈尔、长春，他从一介文人变成了雷厉风行的城市管理者，清剿土匪霸权时，他冲在最前线；恢复经济秩序时，他却能蹲在街头、泡在工厂与百姓工人商议对策。 这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特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州建设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1949年南下前，毛主席那句“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的嘱托，被朱光揣在怀里整整十一年，主政广州期间，他面对的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消费型城市。朱光没有因循守旧，而是极具前瞻性地喊出了“绿化广州，美化羊城”的口号。 他眼中的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烟囱林立的造纸厂和重型机器厂，更要有宜居的生态，如今广州著名的越秀山体育场、碧波荡漾的人工湖、满城的木棉红，皆有他当年的心血。 为了争取海外支持，他更是大力建设华侨新村，严密保护侨汇，用乡情和实实在在的政策让海外赤子愿意归巢。 曾有评价说他是“立志要做大事”的人，即便是在时代的风暴眼中，遗憾的是，这位从长征炼狱中走出的硬汉，在1969年的特殊时期溘然长逝，享年63岁。 直到1978年，这桩冤案才得以彻底昭雪，当人们重新翻阅他留下的《广州好》五十首词，读到那被董必武赞为“绝妙清词”的句章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戴着镣铐走过草地的灵魂，是何等的滚烫与顽强。 参考信息： 1.朱光-中国地情网-来源：广州市情网 2.“江南才子”--朱光——博白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