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当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群众不见周总理的骨灰就是不散，最后，邓颖超做主说：“从地下通道把骨灰送出去！” 1976年1月11日，这一天是周恩来总理遗体火化的日子，然而，灵车未动，十里长街早已水泄不通，悲恸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挂起白幡，有人胸佩白花，有人只是在那站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们不肯散去，甚至不肯让出一条路来，哪怕是负责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含泪劝阻，收效也微乎其微，群众的诉求卑微又固执：哪怕只是一眼，也要看一看总理的骨灰，送他最后一程。 然而，这毕竟是特殊的历史时刻，大量人员聚集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失控发生踩踏，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窗外那黑压压、甚至带着绝望情绪的人群，就在大家手足无措、困局难解之时，邓颖超站了出来，她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心碎却又必须执行的决定：“走地下通道。” 这也许是历史上最“隐秘”的一次伟人告别，为了不引发混乱，为了顺利完成总理的遗愿，工作人员不得不避开那千万双渴望告别的泪眼，护送着骨灰从那条晦暗的地下通道悄悄转移，直至登上一架临时调用的民用飞机。 为什么要走得这么决绝？为什么要让那承载了一世英名的骨灰最后化作漫天尘埃，连一块让人祭奠的墓碑都不肯留下？这背后，其实藏着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之间一场关于生死与土地的深沉对话。 早在病重期间，周恩来就已经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好了最彻底的安排，他拉着妻子的手，言辞恳切而坦然：“我们没有子女，我死后，骨灰就不要保留了。别人留着是为了让儿孙祭扫，我就别去挤占百姓的土地了。” “别浪费土地”，理由竟如此简单直白，当初邓颖超将这“不留骨灰”的请求上报给组织时，得到的回复全是反对的声音。 在传统的中国观念里，入土为安是几千年的铁律，更何况是一国总理，但在邓颖超一遍遍地坚持下，组织最终含泪批准了这份超越世俗的遗嘱。 这并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回望他的一生，这种“为了大义牺牲小我”的抉择几乎贯穿始终，甚至包括那让人扼腕叹息的“无后”之憾。 那是一段鲜少被人提及的隐痛，两人新婚燕尔之际，邓颖超其实是有过身孕的，但那是怎样的岁月？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形势最为严峻的关头。 当时身为协助何香凝工作的秘书，邓颖超每日在为革命奔走，年轻气盛的她担心孩子的到来会束缚住投身革命的手脚，竟在没和丈夫商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打掉了第一个孩子。 那一刻的决定，或许改写了两人后半生的家庭轨迹，后来虽再次怀孕，却因遭遇难产，婴儿在出生的那一刻便成了永诀，此后，身体受损的邓颖超再也无法生育，这两次失去成了两人生命中无法弥补的空缺。 但他们将这份并未实现的父母之爱，毫无保留地洒向了更广阔的人间，他们收养烈士遗孤，视作己出；他们抚养侄女，在那段战火纷飞与建设国家的岁月里，在精神上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与温情。 正因为没有亲生骨肉的牵挂，周恩来在面对死亡时，才能如此坦荡地割舍掉身后那一方黄土的“特权”。 飞机最终还是起飞了，带着那个操劳了一生的灵魂，飞向了他魂牵梦绕的四方河山。 那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归宿：第一把骨灰，撒向了北京的上空，那是他为了新中国殚精竭虑、生活战斗了几十年的心脏之地；第二把，撒进了密云水库，那里凝聚着他对国家水利建设耗尽的心血。 第三把，融入了天津海河的波涛，那是他革命启蒙与爱情萌芽的起点，是他与邓颖超相识相知的地方；最后一把，伴着黄河水滚滚入海，那里寄托着他对这片古老土地最深沉的眷恋。 那天夜里，直到夜幕降临，自发悼念的人群才缓缓散去，北京城的街道上留下了一堆堆鲜花和果品，一盏盏摇曳的烛光几乎要照亮这悲伤的夜空，人们并不知道骨灰已经散落，还在痴痴地等着。 其实，周恩来从未离开，正如邓颖超在那极度悲痛中依然坚信的那样——他就在这天空之上，看着这片大地，虽然世间再无他的坟茔，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处为了中华崛起而奋斗过的地方，皆是他的丰碑。 那个曾许诺“若有来生，望入君梦”的唯物主义者，终究还是彻底地贯彻了他的信仰：来于尘土，归于天地，身后不带走一草一木，却将整个魂魄永远地留在了他深爱的人民中间。 信源：文汇报 周恩来总理遗体火化前,悲痛中的邓颖超提了四个字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