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军侵华，发现日军和德军最大的区别在于，德军是以执行命令为主的职业军人，而日军的暴行却带着一种接近野蛮的狂欢。 德军在战场上做坏事，表现出的更多是机械和被动，他们执行命令的时候很冷静，像在完成一项必须的工作。 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总督特罗塔下达灭绝赫雷罗族的命令后，德军士兵便按部就班推进杀戮计划，他们先在战场击败起义军，紧接着把剩余族人赶进沙漠，对着无武装的男女老少直接射杀，甚至系统性在水井下毒。 这些士兵全程没有多余情绪，只是严格落实命令里“消灭所有反抗者”的要求，哪怕原总督提出反对，他们也只是换了种方式，把俘虏关进集中营继续迫害，整个过程像在运作一台精密的机器。 哪怕到了二战时期，这种特质也没改变。纳粹党卫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实施屠杀时，会提前做好周密规划，把毒气室伪装成浴室，给囚犯发放肥皂毛巾降低警惕。负责操作的士兵从不会临场慌乱，只会按流程启动毒气装置，等待规定时间后，再安排囚犯组成的“特别工作队”清理现场。 他们甚至会精准计算屠杀效率，16平方米的毒气室一次能毒死上百人，最多时一天就能处理6000人，这种冷静到近乎冷漠的执行风格，在德军的各类暴行中都能找到痕迹。他们并非没有人性，只是把上级命令当成了最高准则，所有残忍行径都成了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 日军就完全是另一副做派，他们的残忍从来不需要太多强制命令，更多时候都是自发的、带着病态快感的狂欢。 1937年南京陷落后，日军士兵村田芳夫在给父亲的家信里，详细描述了南京的死刑栈桥，说每天用日本刀斩杀俘虏再抛入长江的场景“真痛快”，写信跟家里人说这事的时候，语气里全是毫不掩饰的兴奋，压根没把杀人当回事，反而觉得特别过瘾。 和他同属一支队伍的其他士兵，也没闲着，有的参与幕府山大屠杀，有的在街头肆意掠夺，就像一群没了约束的野兽，把占领地当成了发泄的游乐场。 更让人发指的是日军还把杀人变成了竞赛游戏。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就报道过两名日军军官的“百人斩”比拼，两人约定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就算获胜，到紫金山下碰面时，一人杀了105人，另一人杀了106人，因为没法确定谁先达标，居然当场决定重新比，目标改成杀满150人。这种血腥的杀戮行为，在日本国内不仅没被谴责，反而被当成英雄事迹大肆宣扬，可见这种野蛮狂欢早已深入日军的骨子里。 日军的狂欢式暴行从来不是个例，而是贯穿整个侵华战争的常态。 1938年入伍的日军士兵井谷惇一郎，在日记里直白记录了自己的经历，9月11日行军到王虎庄后，直接放火烧了整个村庄，看着浓烟滚滚才继续前进，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愧疚。 1940年，日军军官相乐圭二在华北地区抓捕平民，把30多人埋到半身再用机关枪扫射，亲手杀害61人的同时，还命令下属杀害了166人，杀人手段从射杀、刺杀到烧死、饿死，花样翻新却全是为了满足施暴的快感。 哪怕到了战争后期，这种疯狂也没收敛。1941年河北潘家峪，日军将1703名平民逼进大院内集体枪杀，烧毁1100多间房屋，整个村庄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他们不像德军那样为了执行特定命令，更多时候就是单纯享受施暴的过程，强奸妇女、掠夺财物、焚烧村庄，这些行为早已超出军事行动的范畴，成了赤裸裸的野蛮宣泄。 说到底，德军的暴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罪恶，士兵们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冷静背后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日军的暴行则是集体性的野蛮爆发，从军官到士兵都主动参与其中，把杀戮和掠夺当成了乐趣。 这两种残忍本质不同，却都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那些真实留存下来的信件、日记和史料，每一页都在诉说着这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也清晰刻下了两支军队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