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突然冒出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这句话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是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 1964年5月，在中南海的一场外事会见中，毛泽东抛出了一个让统计学家都会皱眉的结论，他说自己打了二十五年的仗，没被敌人打死，全靠“偶然性”。 所谓的“二十五年”，不过是个粗略的虚指，真要从秋收起义那个节点算起，这笔账的时间跨度还得往后延。 1927年，那时候的革命火种，脆弱得像风中的残烛，随时可能在浏阳去安源的半道上熄灭，毛泽东被当地的地主民团扣住了。 当时的政治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国民党的清剿令让“宁可错杀一千”成为常态，被抓通常就意味着行刑队已经就位。 但在被押送的途中，毛泽东试图做一笔“交易”，他看准了押送兵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几十块钱的贿赂，对于雇佣兵来说诱惑不小，底层士兵松口了，偏偏那个带队的队长死咬着不放。 谈判既然破裂，剩下的就只有孤注一掷的豪赌，在距离民团总部——也就是刑场——只剩下几百步的时候，他挣脱了束缚。 这不仅仅是一次逃跑，更是在那一瞬间，把自己这条命扔到了命运的轮盘上，他一头扎进水塘边的高草丛里，那几丛野草成了他与死亡之间唯一的屏障，直到日落西山，搜捕队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转悠，好几次，枪托几乎就要拨开那层最后的掩护。 等到夜幕降临，他赤着脚翻山越岭，每一步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血印，当他最终摸进农民武装的驻地时，全身上下只剩下两个铜板，还有一双跑得稀烂的脚。 如果说早期的幸存是靠个人的机敏，那后来的岁月里，这本账上多出的每一天，往往是别人用命填上的。 1965年，当美国记者斯诺再次访华时，毛泽东聊起这些往事，语气里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苍凉。 他说自己准备了好多次去见马克思，可炸弹偏偏就像躲着他一样，专往身边人身上招呼，斯诺本能地以为这是在说延安时期的遭遇，但毛泽东把记忆的指针拨回到了长征途中。 那是1935年的夏天，中央红军刚刚越过大渡河这道天险，正行进在四川天全县的崇山峻岭间，几架敌机像闻到血腥味的秃鹫，呼啸着俯冲下来。 当时地形开阔，正在走小路的毛泽东几乎成了活靶子，根本来不及找掩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生与死的置换在瞬间完成。 警卫班长胡昌保猛地一推，把毛泽东送进了路边的小树林，自己却把后背留给了弹片，一声巨响，气浪翻滚，胡昌保倒在了血泊中。 这位从江西吉安走出来的红军战士，把生的机会强行塞给了领袖，把死亡的必然留给了自己，看着倒在身边的战友，哪怕是见惯了生离死别的毛泽东，泪水也夺眶而出。 正是因为看过太多这样的牺牲，毛泽东对战争逻辑的理解，透着一股极度冷峻的现实感。 1948年在河北城南庄，敌机的炸弹直接砸进了他的院子。如果不是卫士拼死把他架进防空洞，那一屋子的家具碎片里，恐怕就要多出一段悲剧的历史。 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戏码上演得多了，人对死亡的敏感度也就钝化了，到了六七十年代，他在外交场合聊起生死，就像在聊明天的天气一样随意。 1964年跟军队干部开会，他直接说原子弹下来也就是去见马克思，人太累了，死反而是一种解脱。 等到1975年基辛格来访时，他指着自己衰老的身体，开玩笑说是“供人参观的展览品”，他幽默地告诉美国人，自己已经收到了上帝发来的请柬。 甚至在福特总统面前，他还拿这事调侃基辛格，说这位国务卿太霸道，连上帝请客都要干涉，在他看来，生命的结束不过是自然辩证法的一次闭环。 从1927年那个在草丛里瑟瑟发抖、只剩两个铜板的落魄书生，到后来掌控大局的领袖，这中间的每一步跨越，其实都是在支付高昂的风险溢价，他口中所谓的“偶然性”，是对命运的一种谦辞，也是对那些逝去战友的致敬。 （信源：人民网《毛泽东慨然面对生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