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今天获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虽然因为第八届立法会第一次会议我未能

我父亲今天获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虽然因为第八届立法会第一次会议我未能亲身到场见证，但依然为父亲感到骄傲。 记忆一下子拉回二十年前的老房子。那会儿家里的书桌永远堆着厚厚的案卷和泛黄的法学专著，父亲的台灯总要亮到后半夜。 我那时候还小，总缠着他讲故事，他不讲童话，翻出案卷里的案例，用小孩子能听懂的话讲邻里之间的宅基地纠纷，讲打工者讨薪的难处，讲法律怎么帮普通人撑腰。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法学，只知道父亲的声音里有股特别的力量，能让哭闹的我安静下来，也能让上门求助的陌生人红着眼睛进来，舒了眉头离开。 父亲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大律师，早年从师范院校转行学法律，一头扎进基层法治建设的浪潮里，这一干就是四十年。 他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跑遍辖区的乡镇村落，把普法手册送到田间地头，在村委会的黑板上一笔一划写法律条文，为不识字的老人念一遍又一遍。 那些年，他的裤腿总沾着泥点子，皮鞋磨坏了一双又一双，可他总说，法的生命不在于条文，而在于实施，基层的法治土壤，得有人一点点去耕耘。 后来父亲考上了研究生，专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可他从没离开过基层。读研期间，他还牵头成立了公益法律服务站，带着学生们免费帮农民工维权，帮留守儿童争取抚养费。 我记得有个冬天的深夜，外面飘着雪，一个农民工大哥敲开我家的门，冻得嘴唇发紫，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欠条。 父亲把他让进屋里，煮了一碗热姜汤，连夜帮他整理材料，第二天一早就带着他去劳动监察部门协调。 那笔拖欠了两年的工资最终追了回来，农民工大哥提着一篮自家种的红薯来道谢，父亲执意不收，只说这是他该做的。 这样的事，在父亲的职业生涯里，数都数不清。他常跟我说，法学不是束之高阁的学问，是要扎根在泥土里的，要能真正帮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人大授予父亲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学术成果，而是因为他把一辈子的时间，都用在了法治精神的传播和践行上。 评审意见里写着，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基层法治实践与学术理论衔接的空白，他提出的“基层法治网格化管理”建议，被多地采纳推广。 这些年，父亲退休了也没闲着，牵头编写了面向农村的普法教材，还在社区开了法治讲座，听众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上初中的孩子。我曾问他，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么累。 他摆摆手，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看到邻里之间的矛盾能用法治方式解决，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今天早上，会议间隙我刷到了同事发来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站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授位台上，接过那份沉甸甸的证书。台下坐着不少他的学生，还有当年一起共事过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掌声响得热烈。 同事还发来一段短视频，父亲在发言里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属于所有扎根基层的法治工作者，属于每一个相信法律力量的普通人。 那一刻，我坐在立法会的会场里，手里握着正在审议的基层法治保障条例草案，眼眶突然就热了。 这份草案里的不少条款，都能看到父亲当年呼吁的影子，比如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力量，比如建立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原来这么多年，我走的路，一直都跟父亲的方向一致。 没能亲自到场，确实是遗憾。可我知道，父亲不会怪我。他常说，法治建设是一场接力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他在基层播撒法治的种子，我在立法岗位上完善法治的框架，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这份骄傲，不是因为一个名誉博士的头衔，而是因为父亲用一辈子的行动，告诉我什么是法治的温度，什么是一个法律人的坚守。 从基层普法的自行车，到立法会的审议桌，法治的火种就这样一代代传递。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光鲜的头衔，而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执着与坚守。 父亲的今天，是他四十年如一日深耕的结果，也是无数基层法治工作者的缩影。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