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在英国睡大街，我也不回中国”香港女教师不满制度，放弃4万多月薪，一怒离港，到了英国后，女的在姜饼厂做流水线工人，原来拿三万月薪的老公在送外卖。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菲娜和丈夫阿文。他们在香港的生活条件不算差。菲娜是私立中学的英文老师，硕士毕业后每月拿四万多港元薪水。阿文做物流主管，还兼职开大巴，收入稳定在三万港元左右。两人加起来一个月七万港元，在当地算得上中产家庭。他们请得起家佣，周末偶尔去维港附近转转，或者吃一顿价格不低的饭。房子虽然只有四十平方米，三代人住一起，空间紧巴巴的，但日子过得还算平稳。

菲娜平时会刷手机，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海外大房子，讲国外教育轻松、空气自由。BNO签证通道开放后，身边不少人陆续收拾东西走人。菲娜把对香港生活的不满攒在一起，说出了那句狠话。丈夫阿文也跟着表态，支持这个决定。很快他们卖掉房产，辞去工作，签证手续还没完全办好，就带着孩子登上飞机直奔希思罗机场。孩子在飞机上还挺兴奋，以为要去新地方玩。

落地英国后，头几天他们租了带小花园的别墅。菲娜的香港教师资格在当地不直接认，要想继续教书，得重新考资格、做实习、排队等职位。简历投出去很多，回复很少，大多是工厂或仓库的招工信息。阿文的情况更麻烦，英国路况和语言环境不一样，驾照考了几次都没过。快餐店面试也因为口音问题被卡住。积蓄开始快速减少，英国冬天取暖费高，账单一堆一堆来。

菲娜最后进了当地一家姜饼厂，做流水线工人。每天站十二小时，把饼干塞进包装盒，工资比香港一堂补习课还少。厂里工友聊天时说，不少香港来的人最后都干这个，旁边车间还有以前的会计师在挤糖浆。阿文则骑电动车送披萨，雨天也要跑，一单几里路到手三英镑左右。有次在街上碰到老同学，他尴尬得低头避开。

钱紧了之后，家庭矛盾就冒出来。为买一台八千英镑的电视机吵，为要不要换更便宜的房子吵，吵着吵着就扯到当初谁推动全家离开香港。阿文后来搬到伯明翰做搬运工，菲娜留在伦敦的地下室。香港亲友打电话或发消息劝他们回去，菲娜每次都重复那句原话，说不后悔。

这个案例不是孤立的。BNO签证从2021年开始推行，很多香港人通过这个途径去英国。英国政府当时预计会有十几万到几十万人申请，实际有超过二十万港人拿到签证并搬过去。不少人像菲娜夫妇一样，带着中产背景过去，以为能过上更好日子。结果现实是，香港的学历和资格在英国不一定直接管用，语言、驾照、当地经验这些门槛卡得严。

根据报道和纪录片，不少香港移民初期花钱很快。有的家庭三个月就花掉几万英镑积蓄。找工作时，专业背景强的也常落到工厂、仓库或送外卖。教师、护士、工程师转行做流水线或配送的例子不止一个。英国就业市场对新移民不友好，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竞争大，薪水低。送外卖一天跑下来，扣掉油费和时间，实际到手有限。流水线工作十二小时站着，重复动作，身体吃不消。

更麻烦的是生活成本。英国房租、取暖、食品价格不低，尤其冬天。很多移民家庭从大房子搬到小合租，再到条件差的地下室。孩子上学和医疗也需要时间适应，福利申请排队长。有的家庭因为这些压力，夫妻关系紧张，吵架越来越多。阿文和菲娜后来分开住，一个在伯明翰搬货，一个在伦敦厂里干活，就是这种压力的结果。

香港媒体和环球时报等报道提到，不少港人移民不到半年就考虑回流。有的孩子不适应英国学校，被欺负或者学习跟不上，家长带着孩子先回来。疫情期间国外医疗资源紧张，也让一些人觉得不靠谱。2021年左右就有学校校长反映，移民学生休学后新学期很多回来插班。几年过去，回流的人数持续增加，有人两年或三年后选择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预期和现实差距太大。在香港时，中产收入能维持体面生活，社会环境熟悉，亲友网络在身边。到了英国，一切从零开始。资格认证慢，工作匹配难，文化和生活习惯差异也大。语言不是母语，用起来总有障碍。社交圈子小，孤独感强。加上英国经济形势，生活压力不小。

纪录片《One Way》就拍过类似香港夫妇，妻子教师背景，丈夫司机，去了英国后一个进饼干厂，一个送外卖。厂里香港人不少，以前有状元、牙医、区议员之类的，现在都做包装或流水线。老板有时还让有移民人脉的香港员工帮忙招工，招来的也是刚到没工作的香港人。这说明类似情况比较普遍，不是个别案例。

菲娜夫妇坚持不回。菲娜继续在姜饼厂干，阿文继续送外卖或做搬运。以前的学生考上公务员后，发邮件说香港夜市猪扒饭涨价了，问她在厂里吃得怎么样。英国铁路罢工时，领事馆发泡面救急，这些小事提醒他们，香港那边还有些熟悉的支援。即便这样，菲娜还是嘴硬，说睡大街也不回去。怕的可能是亲友那句“我早就说过”的眼神，承认当初决定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