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北洋水师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7000吨级的海上战舰，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日本！而抗日结束后，直到2000年，我们才又开始装备了7000吨级战舰，真是不容易啊！
1886年，北洋舰队去日本长崎港访问停泊，当地的日本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围在岸边看，一边被这庞然大物深深震撼，一边在私下里疯狂议论，盼着他们自己国家有朝一日也能造出这么威风的战舰。
表面上看，这支舰队光鲜亮丽，威震四方。只可惜，这华丽的外衣底下，整个系统早就开始腐烂发臭了。
平心而论，清廷早年在培养人才方面确实肯砸钱。他们通过福州船政学堂，实打实地培养出了严复、刘步蟾这些留过洋的高端海军人才。为了接轨国际，朝廷甚至重金请来了英国海军教官琅威理担任总教习。在琅威理带队的那些年，北洋水师的训练非常扎实，实弹打靶、远洋航行，全都严格按照西方标准来。可这股子正规军的精气神并没有维持太久。后来舰队内部的闽籍军官开始拉帮结派、抱团取暖，只要你没生在福建，在水师里基本就彻底失去了晋升的指望。这种乌烟瘴气的职场环境，硬生生逼走了认真负责的琅威理。1890年他一走，北洋舰队的日常训练立马沦为走过场。打靶之前，官兵们会先在海面上量好距离、设好醒目的浮标，开炮纯粹是为了给上级长官表演听个响，舰队真实的实战能力早就被掏空了。
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清政府的做法更是荒唐到了极点。他们花天价打造了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却把它当成守卫京畿重地的私人保镖。李鸿章天天把“保船制敌”这四个字挂在嘴边，遇到强敌的本能反应就是退守威海卫，从头到尾都不敢主动出击去寻找战机。咱们再看看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家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全国上下早就将掌握海权定为死磕到底的国策。日本天皇甚至带头从内帑里掏钱，普通老百姓也跟着砸锅卖铁筹集军费购买军舰。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甲午海战中给咱们造成致命威胁的日军“吉野号”巡洋舰，原本是清政府计划购买的，结果就因为大清朝廷经费不足，硬是被日本人给中途截胡了！
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还要数海军军费被肆意挪用这笔烂账。从1889年到1894年，为了给慈禧太后修缮颐和园、操办她那风光无限的六十大寿，海军衙门竟然悄无声息地挪走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经费一断，北洋舰队从1888年成军之后，愣是连一艘新船都没添置过，甚至连打仗用的炮弹都严重缺斤少两。
到了真正要在黄海上和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定远舰的主炮威力虽大，但发射一次需要整整三分钟的准备时间。反观人家日本吉野号装备的速射炮，一分钟就能疯狂连发十次！火力压制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不仅如此，日军舰艇还配备了先进的电报通讯系统和测距仪器，而我们的舰队依然在靠着最原始的旗语传递作战命令，一旦海上起了大雾或者硝烟弥漫，整个舰队瞬间就会失去联系，变成各自为战的无头苍蝇。
归根结底，大清的工业能力实在太拉胯。江南制造总局平时只能干点模仿别人皮毛的活儿，根本造不出合格的现代火炮、高压锅炉和优质装甲。日本的舰船零件当时已经可以全部由本国独立生产，质量极其稳定；而我们的军工产品连最基础的炮弹质量都保证不了。留学生刘步蟾提出过很多专业建议，换来的却是被指责违背祖制，根本无人理睬。朝堂之上，主战派和主和派每天唾沫横飞地吵架，发给前线的命令更是朝令夕改、前后矛盾。
所以，黄海海战那天的惨烈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战斗刚打响，丁汝昌不幸身受重伤，北洋舰队瞬间失去了统一指挥。原定用来克敌制胜的雁行阵被打乱成了夹缝阵，巡洋舰和主力舰彻底脱节，只能被动挨打。尽管邓世昌、林永升等将领带领官兵拼死抵抗，定远舰的巨炮也确确实实命中了日舰赤城号、比睿号，甚至炸死了对方的高级军官，但因为炮弹威力实在太感人，我们硬是没能击沉对方任何一艘战舰。日本舰队凭借着火力猛、反应快、通信灵的优势，把火炮慢、弹药差、指挥乱的北洋水师按在海面上摩擦，咱们输得真是一点都不冤。
这场国运之战的惨败，让我们的7000吨级巨舰梦，连同大清朝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一起沉入了威海卫冰冷的海水里。此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制海权，广袤的领海成了列强军舰随意进出的后花园。
从1894年甲午战败，历经漫长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兴。在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咱们的海军受制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只能靠着几百吨、上千吨的小炮艇和鱼雷艇守卫祖国大门，用那种让人心酸的“空、潜、快”近岸防御战术苦苦支撑。
2000年左右，随着咱们从俄罗斯引进的“现代”级驱逐舰陆续回国服役，中国海军才终于跨过历史的门槛，再一次拥有了满载排水量达到七八千吨级的大型水面主战战舰！从1888年的定远舰，到2000年的现代级驱逐舰，足足跨越了一百一十二年！为了重新拥有一艘7000吨级的战舰，我们付出的代价简直无法估量，真是不容易啊！
好在，落后挨打的时代已经被我们彻底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