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7年，刑场上，五辆马车拉着五根绳索，新科状元被拉着头和四肢。他绝望地闭着眼睛。他才当了状元不到20天，他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为何会遭此境遇呢？这位惨遭车裂的状元名叫陈安，是福建闽县人。
公元1397年，也就是大明洪武三十年的三月。礼部贡院门口贴出了最新一科的会试榜单。全天下的学子都在翘首以盼，可榜单揭晓的那一刻，整个京城直接炸锅了。
原因十分刺眼，榜上录取的五十二名新科进士，清一色全都是南方人。 状元陈安，福建闽县人；榜眼尹昌隆，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浙江山阴人。
从山东到山西，从河南到北平，北方大地的才子们竟然全军覆没，剃了个大光头。
北方学子们心态瞬间崩盘，成群结队跑到礼部门口静坐闹事，甚至在大街上拦住官员的轿子喊冤。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这背后绝对存在黑幕。大家一查主考官的背景，怒火烧得更旺了。主考官是85岁的文坛泰斗刘三吾，湖南茶陵人。北方学子的逻辑很顺畅：主考官是南方人，录取的全都是南方人，这明摆着包庇乡党、徇私舞弊！
事情闹得满城风雨，70岁的老皇帝朱元璋坐不住了。朱元璋是极其精明、极具手腕的开国帝王，他深知刘三吾为人慷慨、刚正不阿，平时自号“坦坦翁”。一个都快入土的85岁老头子，犯不着为了几个素不相识的南方士子去搞这种随时会掉脑袋的把戏。为了平息众怒，朱元璋特意挑了洪武二十七年的老状元张信牵头，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联合调查组，把落榜的北方考卷全部调出来重新批阅。
朱元璋的潜台词很明显：你们随便从里面挑几个文笔过得去的北方人塞进榜单里，给北方士子一个台阶下，这事就算翻篇了。
咱们这位老状元张信，偏偏是个死心眼的知识分子。他和调查组没日没夜地审阅，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如实向皇帝汇报：考试过程绝对公平，全程糊名誊抄，刘三吾没有任何舞弊行为。 至于为什么北方人考不上？张信把北方卷子呈给皇帝看，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北方考生的文章文理不通，甚至还有触犯皇家忌讳的字眼，综合素质确实远远比不上南方士子。
遗憾的是，他们完全没有领略开国皇帝的宏图远略。朱元璋眼里的科举，从来都不单单是选拔写文章的高手，其本质完全是维系帝国统治的政治工具。
北方学子一听调查结果，闹得更凶了，直呼张信和刘三吾同流合污，故意挑最差的北方试卷去糊弄皇上。面对这种完全失控的僵局，朱元璋突然翻脸，给张信等人扣上了一顶“结党营私、欺蒙圣听”的大帽子。
老状元张信被凌迟处死。新科状元陈安，就因为文章写得太好拿了第一，被五马分尸，惨遭车裂。参与调查的官员几乎全部掉脑袋，所有上榜的南方进士统统被革除功名流放边疆。85岁的刘三吾由于实在太老，侥幸免除死罪，最终被发配充军戍边。
杀完这批人后，朱元璋亲自出马，在当年六月重新组织了一次会试和殿试。这一次，他强行录取了六十一名进士，毫无例外全都是北方人。 状元花落山东人韩克忠。
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就开始全面南移。在北宋，有明确籍贯的状元里，南方人占据了百分之七十。在可以考证的近万名北宋进士中，南方人占比更是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二。 到了明朝初年，历经五代十国、两宋和元朝的长期动荡，北方大地早已十室九空，文化基础遭受毁灭性打击。相比之下，江南地区富甲一方，文风鼎盛。
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两位名家尚属北方人，到了宋代的六位名家，苏轼父子三人、王安石、曾巩、欧阳修，毫无例外统统都是南方人。
把饭都吃不饱的北方孩子，和从小拥有诸多名师辅导、家中藏书万卷的江南才子放在同一个考场里竞技，结果毫无悬念，南方人绝对会形成碾压之势。
绝对公平选拔的必然结果，自然是朝堂之上全都是南方官员。致命的问题在于，大明王朝当时的防备重点全在北方。长城以北，北元的残余势力依然兵强马壮。占据宁夏甘肃一带的扩廓帖木儿拥有十万骑兵，辽东的纳哈出拥兵二十万。当时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朱元璋必须要把最精锐的军队、最庞大的资源全部压在北方战线。
大家试想一下，倘若帝国所有的政治资源、官僚体系都掌握在南方人手里，北方连一个能进中枢说话的官员都没有。那北方的军费谁来保障？北方的赈灾粮款如何落实？更为可怕的是，当时明朝初建，许多北方读书人内心依然眷恋元朝，甚至“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如果北方学子彻底对大明朝廷失去希望，他们完全有可能与边防将领一拍即合，甚至与长城外的北元势力暗中勾结。一旦走到那一步，大明江山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因此，朱元璋敏锐地察觉到，这场看似关于考试公平的学术争论，本质上关乎帝国版图的生死存亡，关乎北方人心的向背。 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陈安和张信这两个极其优秀的状元，用最暴烈的方式，强行平衡了南北方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