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3年，柳永客死湖北一青楼，死后却没钱下葬。一时间，大江南北的当红歌妓马不停蹄地聚集至此，纷纷自掏腰包替他送葬，甚至争相在他坟前痛哭不止。
柳永出身于一个极其传统的公务员世家。家里长辈给他取名叫“柳三变”，这名字大有来头，出自《论语》里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长辈们的潜台词很明显：你要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当个板正的谦谦君子，延续咱们老柳家的光荣传统。
年轻时候的柳永也确实心高气傲，十八岁那年揣着大把的自信跑到首都汴京去赶考，本以为拿下个进士还不是手到擒来。结果呢？现实狠狠甩了他一巴掌——落榜了。
柳永骨子里的叛逆基因彻底觉醒，当即大笔一挥，写下了一首在当时堪称“大逆不道”的《鹤冲天》。里头有句词特别狂：“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翻译成现在的大白话就是：就算我考不上公务员，我凭着这身才华，照样是没穿官服的宰相！
这首词传唱度太高，一不小心就飘进了宋仁宗的耳朵里。皇帝一听，心里那个膈应啊。好家伙，你考不上居然还敢阴阳怪气？于是，等柳永后来再次参加科举，明明成绩已经够格了，宋仁宗大笔一挥，硬生生把他的名字给划掉，还顺道附赠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神级吐槽：“你既然这么喜欢写词，还考什么功名？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皇帝的金口玉言，直接相当于下达了全行业的“封杀令”。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估计早就精神崩溃、郁郁而终了。但柳永的公关能力绝对是超前时代的。他非但没有消沉，反而直接接住了皇帝的这个梗，给自己搞了个响当当的官方认证头衔——“奉旨填词柳三变”。
你皇帝老儿不让我当官，那我就奉旨去写歌！这一招简直绝了，硬生生把一个政治上的死刑判决，变成了大宋娱乐圈的超级通行证。
彻底放下包袱的柳永，一头扎进了汴京的烟花巷陌。这一扎进去，大宋的流行音乐圈直接迎来了降维打击。
柳永把市井街头的烟火气，把贩夫走卒的喜怒哀乐，尤其是把那些底层歌姬的真实心声，全部揉进了词里。
他从不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俯视这些风尘女子。他写“针线闲拈伴伊坐”，写出了一个漂泊女子对安稳居家生活的极度渴望；他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把离别时的那种肝肠寸断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些原本在社会底层挣扎、只能卖笑为生的女孩们，突然发现，原来世界上有一个男人懂她们的痛，懂她们的苦，甚至愿意用最优美的文字把她们的名字写进大宋的流行曲库里。比如那个叫虫娘的女孩，就被柳永满眼宠溺地写进了词中。
于是，一个极其魔幻的“粉丝经济”闭环形成了。当时汴京城的青楼界流传着一条铁律：“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
这绝无夸张成分。哪个十八线的小歌女只要能拿到柳永的一首新词，就相当于现在的流量小花拿到了顶级大导的S+级大男主/大女主剧本，绝对能一夜爆红，出场费翻着跟头往上涨。歌女们争先恐后地拿真金白银求他写词，只要报上柳永的名字，他在青楼里吃喝玩乐全免单，大家还得排队伺候。
他的词甚至火到了什么程度？西夏那边都有人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一个人，硬是拉动了整个大宋教坊司的GDP，成了国家音乐学院的无冕之王。
不过，柳永心里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结一直没彻底解开。人在江湖飘，心还在庙堂。直到他47岁那年，这哥们儿干脆把名字从“柳三变”改成了“柳永”，想洗刷一下过去的花边履历，重新考试。终于，在他51岁那年，熬白了头发的他考中了进士。
按理说，终于端上铁饭碗了，该好好享受一下官老爷的威风了吧？他偏不。
柳永当的都是些芝麻绿豆大的小官，比如余杭县令、晓峰盐监。在管盐政的时候，他看到了底层老百姓最惨烈的一面。大宋的盐税极重，盐民们被官府和私商两头扒皮，日子过得生不如死。柳永这暴脾气和悲悯心一上来，哪还管什么官场潜规则，直接提笔写下了一首《煮海歌》。
他在诗里痛呼：“鬻海之民何苦门，安得母富子不贫”。他把盐民被逼得“虽作人形俱菜色”的惨状，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替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底层百姓疯狂呐喊。
他压根未曾高高在上，反倒死死贴着人间烟火。 别人做官是为了往上爬，柳永做官，却把眼睛死死盯在最泥泞的底层。这种性格，注定他在那个尔虞我诈的官场里混不长久。几年折腾下来，处处被同僚排挤，他最终还是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对官场的彻底失望，重新回到了属于他的市井之中。
公元1053年，一生纵情声色却又一身傲骨的柳永，在贫病交加中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开后，大江南北的当红歌姬，谢玉英、陈师师等人带头，大家纷纷掏出平日里攒下的体己钱。出殡那一天，整个汴京城半数的青楼歇业，无数穿着缟素的女子走上街头，为这个最懂她们的男人送行。哭声震天，全城的百姓都站在道路两旁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