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三品官员曾秉正被朱元璋罢了官。为人清廉的他，穷到没钱回家，所以他卖了女儿凑路费，朱元璋知道后，大怒：“阉了他！
1387年，朱元璋大笔一挥，给大明的公务员队伍定下了一套让后世所有打工人都感到窒息的薪酬标准。
咱们直接拿最新的考证数据说话。正一品大员，年薪1044石大米；正三品的曾秉正，年薪420石；到了正七品的县太爷，年薪只有可怜的90石。
90石大米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当时的物价换算，大约折合20两白银。如果将其代入今天的购买力，一个堂堂县太爷，月薪大概只有2500块钱。
这点钱，在明朝连京城里给商铺打杂的杂役都不如，人家伙计一个月还能拿个差不多3000块的工钱。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发工资还喜欢搞“盲盒”操作。大明朝实行“米钞兼支”，名义上发的是大米和宝钞，实际上经常塞给你一堆乱七八糟的实物。
今天国库里胡椒多了，就发胡椒；明天南洋进贡了苏木，就发苏木。最惨的万历年间，有个御史的工资竟然被折算成了生漆和桐油。这位监察百官的大佬，下班后还得苦哈哈地去菜市场摆地摊，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公务员兼小贩”。
至于那个大明宝钞，更是坑爹到了极点。由于朝廷一味超发，到了明朝中期，宝钞贬值到了面值的十分之一，360贯钞票连一石大米都换不来，基本等同于废纸。官员们实际能拿到手的硬通货，连法定工资的三成都不到。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他穷过，他饿过，他太清楚底层老百姓的苦了。
朱元璋出身赤贫，父母大哥都在瘟疫和饥荒中活活饿死，他连买口棺材的钱都没有。他亲眼看着元末的贪官污吏怎么鱼肉乡里，怎么在老百姓的骨头里榨油。
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让他对官员群体有着天然的敌意，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醒贪简要录》来算账，但他恰恰忽略了几个致命的现实漏洞。
首先，官员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明朝的社会结构注定了，一个官员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妻妾、儿女自不必说，官场讲究体面，你还得雇佣门童、丫鬟、奶妈。稍微像样点的家庭，十几口人嗷嗷待哺。
其次，大明朝根本没有“办公经费”这个概念。县衙门要运转，师爷得发工资，衙役捕快得给饭钱，甚至连平时办公用的笔墨纸砚，朝廷统统不报销，全得知县大人自己掏腰包。再加上官场上躲不掉的迎来送往，一个县太爷每个月倒贴的开支，往往是法定工资的两倍以上。
最后，通货膨胀会狠狠教人做人。朱元璋定标准的时候，一石米顶多0.5两银子，到了嘉靖年间，物价飙升，一石米涨到了1.5两。工资两百多年不涨一分钱，官员的实际收入直接缩水了八成。
海瑞无疑是这个低薪体系里孕育出的“绝版奇葩”。
为了活下去，这位堂堂县令带着全家老小在县衙后院开荒种菜，天天清水煮白菜。他那件官袍，缝缝补补居然打了17个补丁。
既然朝廷不给钱，那就在老百姓和制度的缝隙里想办法。
收税的时候，银子熔铸会有损耗，地方官就名正言顺地加收“火耗银”。朝廷规定损耗最多10%，下面的人直接敢加码到50%。一个年税收一万两的贫困县，县太爷靠这一项就能轻松捞走两三千两。
老百姓交公粮的时候，衙役们把粮食堆得尖尖的，然后猛地一脚踹上去，借口粮食撒了一地让百姓重新补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淋尖踢斛”。百姓交一石粮，往往要被白白多刮走七八十斤。
到了官场内部，各种人情往来更是明码标价。夏天天热，下属给上司送冰块钱，叫“冰敬”；冬天天冷，送木炭钱，叫“炭敬”；逢年过节还得送“节敬”。
据学者估算，明朝中后期，一个知县每年的灰色收入大约在1000到2000两白银之间，这可是他合法工资的二三十倍！不参与分赃？那你连衙门的大门都开不了，更别提开展工作了。
面对这种全员腐败的局面，朱元璋的应对策略简单粗暴，就一个字：杀！
他定下了一条中国历史上最狠的死刑线：贪污60两银子以上，立杀无赦！
他首创了“剥皮实草”的酷刑，把贪官的人皮剥下来填满稻草，挂在衙门大堂上震慑新官；他还大开绿灯，允许老百姓直接把贪官五花大绑押送京城，谁敢阻拦直接诛灭九族。
洪武年间的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哪一个不是杀得人头滚滚？单单一个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杀了八万多人。朱元璋在位31年，屠刀挥舞，前前后后干掉了超过15万贪官污吏。
可结果呢？朱元璋自己都绝望地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早上刚处理完一批，晚上又有一批人顶风作案。最夸张的时候，全国一千多个县，一年之内因为贪腐被砍头的知县高达1170人！有些官员犯了死罪还没来得及处决，因为没有接替者，只能戴着沉甸甸的脚镣坐在大堂上继续审案。这种“戴死罪办事”的奇葩景观，成了大明王朝最大的黑色幽默。
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朱元璋都没有真正懂得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你绝不可能指望一群饿着肚子的员工，去拼命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清廉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