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一家不起眼的超市里，那个弯腰理货的大姐月薪刚过两千，要不是媒体再去采访，谁敢信这是当年为了追刘德华，逼得亲爹卖房跳海的杨丽娟，十七年过去了，那股子疯劲儿早就被生活磨没了。

当年的事，现在的杨丽娟很少提起，哪怕超市里偶尔响起刘德华的老歌，她也会下意识地加快理货的动作，或者低头避开，仿佛那是一段不愿触碰的伤疤，刻在心里，一碰就疼。

时间倒回一九九四年，那时候杨丽娟才十六岁，还是个懵懂的中学生，偶然间梦见了刘德华，从那以后，就彻底陷了进去，一门心思认定，自己和刘德华是命中注定，不见到他一面，这辈子就不嫁人。

那时候的她，眼里心里全是刘德华，辍学在家，把家里的墙壁贴满了刘德华的海报，收集了所有关于他的专辑、剪报，甚至写了很多诗，字字句句都是对偶像的痴迷，那股疯劲儿，没人能劝得住。

她的父亲杨勤冀，四十多岁才生下这个独女，从小就把她宠上天，面对女儿的痴迷，他没有及时劝阻，反而一味纵容，觉得只要女儿高兴就好。

为了圆女儿见刘德华一面的梦想，杨勤冀提前退休，拿出自己所有的退休金，后来钱不够，就开始借高利贷，到最后，甚至狠心卖掉了家里唯一的房子，一家三口搬到了月租四百块的出租屋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可杨丽娟却丝毫没有察觉，眼里只有见刘德华的执念。

那些年，为了见刘德华，杨丽娟先后三次去香港，六次去北京，每次都花光家里所有的钱，可每次要么只是远远看一眼，要么就是没能单独见面，始终没能满足她的心愿。

二零零七年三月，在媒体的帮助下，杨丽娟终于在香港的歌迷会上见到了刘德华，还和他单独合了影，可仅仅十几秒的见面，根本满足不了她，她哭闹着要求和刘德华单独聊九十分钟，被拒绝后，就对着父亲撒泼打滚，抱怨父亲没能帮她达成心愿。

那天晚上，父女俩在香港尖沙咀的一家麦当劳过夜，趁着杨丽娟和妻子睡着，杨勤冀写下了长达十几页的遗书，字里行间满是对女儿的心疼和无奈，还有对刘德华的控诉，他觉得刘德华不够仁慈，不肯满足女儿小小的心愿。

第二天凌晨，杨勤冀独自走到尖沙咀天星码头，纵身跳海，用自己的生命，试图换女儿和刘德华的一次单独见面，那一年，他六十八岁，本该安享晚年，却因为女儿的执念，客死他乡。

父亲的死，像一盆冷水，浇醒了还在痴迷中的杨丽娟，可那时候的她，还没有完全醒悟，甚至想着通过媒体施压，让刘德华再单独见她一面，甚至把一些媒体告上法庭，可最终都以败诉告终。

刘德华得知这件事后，十分震惊，斥责她的行为是病态的，虽然匿名帮她还清了家里的高利贷，却明确表示，不会再和她见面，他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引导更多粉丝理智追星。

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兰州后，杨丽娟和母亲相依为命，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家里又一贫如洗，她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执念，开始找工作谋生。

她尝试过很多份工作，在KTV当过服务员，在传媒公司做过杂工，可都因为不适应或者被人认出，没能干长久，直到后来，她在这家超市找到了理货员的工作，才算稳定下来。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她很自卑，话很少，总是低着头干活，生怕别人认出她，知道她当年的荒唐事，好在超市的同事都很善良，就算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也从不会当面提起，还会主动帮她分担繁重的活计。

有一天，她把家里所有关于刘德华的海报、专辑、剪报都搬了出来，在院子里点了一把火，看着火焰一点点吞噬掉那些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东西，她蹲在地上，哭了一整个下午，那哭声里，有后悔，有愧疚，还有对父亲的思念。

从那以后，她彻底放下了对刘德华的执念，刻意切断了和那个疯狂年代的联系，不用智能手机，只留一部老式功能机，就是怕刷到关于刘德华的任何消息，也不想再被过去的事情困扰。

她的生活变得格外简单，每天上班、下班，回家给母亲做饭、喂药，定期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周末的时候，会去社区教堂的唱诗班，唱唱歌，平复一下心情，这是她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后来，偶尔会有媒体找到她采访，面对镜头，她总是忍不住流泪，一遍遍地说，如果人生能重来，她绝不会那样做，是她亲手毁了自己的家，毁了父亲的一生，她对不起父亲。

再后来，她加入了一个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组织，成为了一名“反极端追星”宣传员，每个月都会去兰州的中学校园做两次分享，每次分享，她都会拿出父亲的黑白照片，告诉台下的学生，喜欢一个偶像没有错，但一定要有度，家人永远是最重要的，不要为了一个遥远的人，去伤害身边最爱自己的人。

有人问她，现在还恨刘德华吗？她总是平静地回答，不恨，错的是当年的自己，不是他，是自己太任性、太偏执，才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