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考古学之父李济，奉命押运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南下。

此时，他的独子李光谟，还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

李济见过大世面，知道形势不好，便让儿子休学，跟随自己前往台湾。

孰料，到了台湾之后，李光谟又在基隆港上船，返回了上海…

4月，南京解放，李济慌了神，赶忙给儿子发电报，催促他返台。

结果电报石沉大海，送去的机票，也被退了回来。

李光谟给父亲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坚决的态度，声称自己要留下来，看一看新的社会…

收到信，李济沉默了，夫人却嚎啕大哭…

后来，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李光谟与父母不通音问，连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毫不知晓。

1955年，赵元任的女儿前往香港，李济才从她口中，得知了儿子的一些消息。

在回忆中，李光谟说：“那些年，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经给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谢父亲，一直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到了1950年代后期，反右以后就不行了。内心的情绪也会化作枕上的清泪，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父亲母亲？”

实际上，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如果想要回来，没有人敢去阻拦。

组织上，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李济做思想工作。

考古学家石兴邦，曾这般透露：1950年考古所成立时，他曾对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颇为不解，问夏鼐，郑先生不搞考古怎么当考古所所长？夏鼐回答道，郑先生是兼任，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

而在夏鼐1957年9月5日的日记中，也这般记述：“与刘导生同志谈昨日李光谟同志（李济子）所谈及争取李济老返国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组织上筹备了一次特殊的会面。

这一年八月，李济夫妇乘坐的国际邮轮，在珠海短暂停留。

在海关的休息室，李光谟终于见到了父母。

2012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李光谟这般说道：“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待几天就见到了。”

所谓“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的语境，可以大致想象：李济夫妇是猝然临之，事先毫无征兆。李夫人，一个旧式妇女，在失去儿子11年后，骤然相见，内心情绪奔涌，定然只得掩面而泣，难以自抑。更难堪的，是才相见须臾间又得别离！

而在采访中，李光谟还说道：“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时代浩劫爆发后，作为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过得很苦。

人们贴着针对他的大字报“清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还有什么“他要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揪出李济的亲儿子、独生子”……

看到这些，张希若的夫人很不满，维护说道：“本来就是亲儿子独生子嘛，有啥好揪的？”

1972年，李济的好友赵元任回国探亲。

他见到了李光谟，第一反应就是要给他拍一张照片，好带给李济看看。

结果不巧，胶卷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坏，只带去了消息。

知道儿子还活着，李济和夫人开心得眼泪长流。

1975年，李济夫人去世。1979年，李济去世。

一直到1995年，李光谟获得批准前往台湾探亲。

可是父母已逝，留下了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