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阿桂率兵到甘肃后，给乾隆写信发牢骚说今年的雨水太多。乾隆大为震惊，因为甘肃的官员上报是连年干旱，并向朝廷要了不少赈灾的银子。乾隆下令调查，竟牵出了贪腐大窝案。

这桩惊天大案的起因，要从清朝甘肃的“捐监”制度说起。

当时的甘肃地处西北内陆，土地贫瘠，气候干旱，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困苦，朝廷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赈灾，长期下来，财政压力巨大。

为了缓解这一困境，朝廷推出了“捐监”政策：民间富裕人家只要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国子监监生的身份，相当于拿到了科举考试的“通行证”，而捐来的粮食则存入官仓，在灾年用来救济受灾百姓。

这一政策本是为了兼顾百姓和朝廷利益，却被一群贪得无厌的官员钻了空子，变成了他们中饱私囊的工具。

乾隆三十九年，王亶望被任命为甘肃布政使，掌握着全省的财政和民政大权。他一到任，就敏锐地发现了“捐监”制度中的可乘之机，很快就动起了贪腐的心思。

王亶望暗中勾结陕甘总督勒尔谨，公然违背政策规定，将原本要求缴纳的粮食，擅自改成收取白银，美其名曰“折色便民”，实则是为了方便贪污受贿，扭曲了捐监制度的初衷。

为了让这场贪腐骗局不被发现，王亶望特意调自己的亲信蒋全迪担任兰州知府，专门负责捐监和赈灾的具体事务。两人沆瀣一气，制定了一套周密的造假方案：他们提前给甘肃各州县划定“灾情”，不管当年实际天气如何、是否真的受灾，都按照预定的“灾情等级”上报，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再根据“灾情”的轻重，确定各地的捐银数额，然后由布政使衙门统一发单给各县，要求各县照单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冒赈”。

与此同时，他们还伪造赈灾账目、灾民名册，虚报粮食发放数量，将捐来的白银层层分赃，从省级官员到县级官吏，几乎整个甘肃官场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腐网络，人人分一杯羹，个个中饱私囊。

在随后的七年里，甘肃的官员们心照不宣，每年都向朝廷上奏，哭诉当地遭遇严重旱灾，土地干裂、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请求朝廷尽快拨付赈灾银两。

乾隆看到奏折后，一次次下拨巨额赈灾银两，前后累计达数百万两，却不知道这些银子根本没有用于救济百姓，全被贪官们私分，变成了他们购置田产、修建宅院、挥霍享乐的资本。

为了蒙骗朝廷的检查，贪官们还想出了一个“妙计”，每当朝廷派钦差大臣前来核查粮仓，就用木板铺在仓底，上面撒上少量粮食，营造出“粮仓充盈、粮食充足”的假象，竟然一次次成功蒙混过关，骗过了朝廷的眼睛。

这场持续了七年的骗局，最终被一场大雨意外戳穿。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厅爆发了起义，乾隆皇帝闻讯后，立即派大学士阿桂率领大军前往镇压。

可阿桂的军队刚进入甘肃境内，就被连绵不断的大雨困住，道路泥泞难行，行军进度受到了严重影响。

性格耿直的阿桂，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忍不住抱怨甘肃今年雨水异常偏多，给平叛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这封奏折送到乾隆手中后，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乾隆反复思索：甘肃官员七年来天天向朝廷哭穷，声称当地连年干旱，亟需朝廷赈灾，可阿桂作为前线将领，亲眼所见的却是雨水充沛，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其中必然隐藏着巨大的猫腻。

再加上不久前，调任浙江巡抚的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竟能轻松捐献五十万两私银用于修建浙江海塘工程，而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也主动提出捐献四万两白银，用于补充兵饷。

要知道，甘肃本就地瘠民贫，官场清苦，一个布政使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私产？这更加坚定了乾隆的怀疑。

乾隆当即下旨，暂停对起义的镇压，调集精干力量，全力彻查甘肃捐监和赈灾过程中的贪腐问题，务必查个水落石出，绝不姑息迁就。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这桩隐瞒了七年的贪腐窝案被彻底揭开了面纱：七年间，甘肃官员通过“折色捐监”和“虚报赈灾”的方式，累计侵吞赃银高达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级官员一百一十三人，上至陕甘总督、布政使，下至知州、知县，几乎整个甘肃官场都被贪腐污染，没有一个官员能够独善其身。

此案的后续，堪称清朝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反腐惩处。

乾隆得知真相后，震怒不已，怒斥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下旨严办所有涉案官员。首犯王亶望、蒋全迪被斩首示众，以警示天下贪官；陕甘总督勒尔谨因纵容贪腐、失职渎职，被赐自尽；接任布政使的王廷赞因参与贪腐，被处以绞刑；此外，贪污银两万两的官员有五十六人被斩首，四十六人被免死发遣，还有数十人被革职、杖责流放，甚至有不少官员因害怕受到追责而畏罪自杀。

同时，贪官们的家产被全部查抄，追缴的赃银全部上缴国库，就连外省官员因包庇亲属贪赃，也受到了降职、停发俸禄等处分。

这场因一场大雨而曝光的甘肃冒赈案，不仅是清朝吏治史上的一大耻辱，更是一面警示后人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