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七岁那年，刻进骨头的仇

1955年，我刚满七岁。

那时候日子紧巴，村里定下规矩，一户人家最多只能养三只鸡。我家就守着这三只：两只下蛋的母鸡，一只打鸣的公鸡，全是一家人眼里的宝贝，指望母鸡下个蛋换点盐钱，指望公鸡天亮报晓。

可偏偏赶上上面派任务，要各家上交公鸡，说是硬性任务，少一只都不行。村支书带着人挨家挨户搜，专挑公鸡抓，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家院子。

妹妹吓得赶紧把公鸡抱在怀里，躲到角落里不肯撒手。支书见公鸡藏得严实，当场翻脸，厉声喊着：“抓他的母鸡！”手下人二话不说，伸手就去逮我家的母鸡。

我正站在院里，手里攥着一根刚磨尖的铁丝，本来是用来扎蛤蟆、扎青蛙玩的。眼看着自家仅有的母鸡要被抢走，一股火气直冲头顶，七岁的孩子什么也顾不上，张嘴就骂，护着家里的鸡。

支书被我骂得恼羞成怒，上前一把揪住我的头发，狠狠把我摁在地上，拿起鞋底就往我屁股上抽。我疼得厉害，手里的尖铁丝下意识就往他腿肚子上捅了过去，一下就扎出了血。

这一下彻底惹火了他，打得更凶了。就在我挨打的时候，爷爷干完活回来，手里还扛着锄头。见孙子被人往死里打，爷爷红了眼，举着锄头就要刨他们。那两个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撒腿就跑。

就为这事，支书记了仇，回头就给爷爷扣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大帽子，逼着爷爷带上被子去公社上“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实则就是劳动改造，受尽磋磨。

我天天往公社给爷爷送饭，十天过去了，人还是没放回来。

那天早上，我一觉醒来，不见了娘的踪影。大哥叹着气说：“别找了，娘去支书家求情了。”

我心里一紧，拔腿就往支书家跑。推开门的那一刻，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幕：
我的娘，正跪在冰冷的地上，而支书还躺在被窝里没起身。娘低着头，苦苦哀求，求他大人有大量，放爷爷回来，已经关了整整十天了。

看着娘卑微下跪的样子，我心里的火瞬间烧穿了胸膛。我冲上前，一把把娘拽起来，咬着牙喊：“娘，走！别求这个王八蛋！等着我长大，我一定报仇！”

娘又急又怕，抬手就扇了我两巴掌，拉着我回了家。

爷爷最终在公社被“改造”了十五天。

从那天起，这份仇就深深埋在了我心里，刻进了骨头里。

那个支书在村里霸道至极，别人饿得吃不上饭，他家却肥得流油；他儿子赶着好几十只绵羊成群放养，他家想养多少就养多少，可普通百姓，连多养一只鸡都不行。那时候官僚主义横行，老百姓受了气、挨了打，连个说理告状的地方都没有，被他打骂欺压的村民，数不胜数。

这笔账，我记了很多年。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我终于找机会，狠狠整了他一次。璞石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