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何很少发生强奸案？难道古人都很正派吗？

翻开《大清律例》，里面白纸黑字写着强奸罪可判绞刑，看起来法网严密，让人以为古代的男人都挺懂规矩。但实情恰恰相反。

永乐十一年正月，礼部教坊司的官员跑到右顺门外当众上奏，内容被明代史学家王世贞一字不改地收进《弇州史料》里：建文旧臣齐泰的妹妹、外甥媳妇，黄子澄的妹妹，四名妇人，每天夜里被二十多人轮番侵犯，年轻的已经怀有身孕，现场还有一个三岁的女童。

教坊司的人当面请示皇帝，这孩子怎么办？

明成祖朱棣的批复极为干脆：生下的男孩将来做"小龟子"，女孩不用等长大，就按"淫贼材儿"的路子培养。

这不是野史，是正史级别的存档。

齐泰、黄子澄原是建文帝的心腹旧臣，靖难之役后被处死。朱棣对付这些人的方式，不只是杀头，还要让旧臣的女眷永无宁日。

他搞了个"转营奸宿"的制度，让这些妇女轮流前往各军营，白天表演，夜里供士兵奸宿，并要求教坊司定期向朱棣本人汇报情况。

这批妇女一直捱到永乐二十二年，等朱棣死后，才由仁宗朱高炽下诏赦免，前后跨度整整二十余年。廖廖活下来的那些，名节已毁，无处可归。

从头到尾，奏折、批示、制度一样不缺，就是没有任何人被叫作罪犯。

这背后的逻辑，和《大清律例》惩罚强奸犯的理由如出一辙。封建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女人的身体，而是男人的财产和颜面。

强奸犯被判绞刑，不过是因为他侵犯了另一个男人的私产。而当那个男人换成了皇权本身，侵犯就成了合法的惩罚手段。

差不多在同一个年代，扬州那边也有一套同样系统的体系在运转。

晚明万历年间，官员王士性在《广志绎》里记下了这样一幅图景：扬州专门有人从穷苦人家低价收买七八岁的女童，初买时不过十几贯钱，按才艺高低分级调教，学琴棋书画的是一等，学管账的是二等，学家务的居末，培养成熟后以数百至一千五百两不等的价格卖给盐商官绅做妾。

那些没被选上的，则被转手送进秦淮河畔的青楼，扬帮妓女大多出身于此。

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里留下了一次亲历购买的详细记录：买主坐定，牙婆将女孩一个个带出来，令其行走、转身、伸手、掀裙，从脸到声音再到脚，逐项查验，一家要看五六个人，家家如此。

张岱写得极为详尽，行文平静，浑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桩人口买卖，只当作扬州一带的风土人情记录在案。

这些文字留存至今，记录者是文人，落笔时不带半点罪行的自觉。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说过，守节既然那么难、那么苦，男人们都心知肚明，所以才要大加表彰。这句话，放在清代朝廷的旌表统计数字面前，格外刺眼。

仅道光三十年间，朝廷正式旌表的节妇就有九万三千余人，每批准一座贞节牌坊，官府拨付三十两坊银给建坊家族。家族因此得了银子，在乡里也扬眉吐气，名字还能刻进地方志。

死得越壮烈，家族收益越大。

古代强奸案"极少发生"，不是因为男人正派，而是因为这套制度把所有罪行都包装成了别的东西，有的叫风流，有的叫旌表，有的叫国法，最后统统装进史书里，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