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皇庆二年，76岁的姚燧早已看透官场的尔虞我诈，主动告老还乡，回到了洛阳的老宅，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远离了官场的纷扰，他的日子变得十分清闲，平日里要么与志同道合的老友煮茶论诗、闲谈度日，要么闭门著书，整理自己一生的诗文，虽已暮年，却依旧精神矍铄。

这一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洛阳城被热浪包裹，让人闷热难耐，姚燧实在无法忍受酷暑，便吩咐下人备好热水，打算在府中的浴室沐浴降温，当时在一旁侍奉他的，是一位年轻的侍妾。

这位侍妾身世卑微，自幼因家贫被买入姚府，连姓名都未曾留下，在府中地位低下，平日里总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悉心照料姚燧的饮食起居，从不敢有丝毫逾矩。

沐浴之时，浴室里热气腾腾，朦胧的水汽之中，姚燧看着眼前这位年轻、鲜活、眉眼温顺的侍妾，暮年的心底忽然生出几分兴致，一段暧昧的过往，就这样悄然发生。

史料中用“因私焉”三个字轻轻带过，没有过多的渲染，却也藏着暮年老人难得的随性与温情，褪去了文坛大佬的光环，多了几分普通人的烟火气。

与寻常女子不同，这位侍妾没有沉溺于一时的欢愉，反而格外清醒理智。

第二天一早，她便主动找到了姚燧，既没有哭闹纠缠，也没有借机索要名分、邀功请赏，只是静静地跪在姚燧面前，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恳求，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尽了她的无奈与恐惧。在那个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年代，妾室的地位如同草芥，一旦没有明确名分就怀有身孕，必然会被族人诬陷与人私通，轻则被赶出府，流落街头，重则丢掉性命，她的担忧，是当时无数卑微女子的缩影。

姚燧听完这番话，非但没有生气，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一生历经官场沉浮，见惯了人情冷暖，主持修撰史书时更是阅尽了各种人性百态，自然明白侍妾的处境，也读懂了她这番话里的求生欲与无助。

他起初想写一张字条作为凭证，可转念一想，字条太过普通，容易被人伪造，若是姚家族人存心为难她，这张字条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必须留下一件独一无二、无法仿造的证物，才能真正护她和未来的孩子周全。

沉思片刻，姚燧的目光落在了侍妾身上的肚兜上，这是古代女子私密的贴身衣物，一般为红色绣品，菱形样式，系于颈间与腰后，外人极少有机会见到，若是在上面题上自己的亲笔诗文，便是最特别、最无法伪造的凭证。

他当即让侍妾解下肚兜，拿起笔墨，略一思索，便在肚兜上题下了一首七言绝句《题围肚诗》：“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妇人”。

这首诗没有晦涩的辞藻，直白却满含温情，“八十”并非实指姚燧的年龄，只是用来形容自己已至暮年，垂垂老矣；“春”既指眼前的初夏时节，也暗指这场偶然的温情相遇，藏着暮年老人对片刻美好的珍视。

后两句更是姚燧最真挚的承诺，即便自己年迈体衰，无力抚养孩子长大成人，也会承认她的身份，让她有资格在自己百年之后，到坟前祭拜，这无疑是给了她最坚实的保障，也变相认可了她和孩子的名分。

题完诗后，姚燧将肚兜小心翼翼地还给侍妾，反复叮嘱她一定要妥善收好，日后若是遇到麻烦，只需拿出这件肚兜，便能化解危机。

这场看似尴尬的小插曲，就这样以一首温情的题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没多久，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姚燧在洛阳老宅安然离世，朝廷为了表彰他一生的功绩，追赠他为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谥号“文”，葬礼办得十分隆重，朝野上下纷纷前来吊唁，尽显他文坛宗主的崇高地位。

后来，那位侍妾果然怀上了姚燧的孩子，姚家族人见状，果然起了疑心，纷纷指责她行为不检点，私通外人，想要按照家法处置她，将她赶出姚府。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侍妾想起了姚燧的叮嘱，急忙拿出了那件绣着亲笔题诗的肚兜。

众人看到肚兜上姚燧的亲笔字迹，再细细品读那首诗里的承诺，再也不敢多言，纷纷收敛了指责的话语，侍妾和孩子也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在姚府安稳度日。那首肚兜上的诗，后来被收录进姚燧的《牧庵集》，流传至今，成为姚燧暮年温柔的印记。

这段往事没有狗血的争斗，没有无情的抛弃，只有一位暮年文人的随性与温柔，和一位卑微侍妾的清醒与求生。

姚燧一生傲气凛然，不攀附权贵，不贪图钱财，高丽沈阳王送他五十箱金银，他分文不取，全部分给下属和翰林院公用，尽显文人风骨，却在这件事上，放下了身段，展现了难得的共情之心。

一首简单的题诗，不仅救了侍妾母子的性命，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元代文坛大佬铁血之外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