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3 月 23 日，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进京车队整装待发。

登车前，毛主席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手握百万雄师、三大战役全胜已定的胜利者，为何不说 “定鼎北平”，不说 “进京执政”，偏偏用了带着谦卑与忐忑的 “赶考” 二字？即将登上历史巅峰的他，心里真正忌惮的，并非是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残兵，那到底是什么呢？

1949 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面收官，国民党军主力精锐被悉数歼灭，长江以北全境基本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早已落地。从井冈山星星之火起步，历经 22 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站在了执掌全国政权的门槛前。

当全党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甚至有同志已经开始盘算进城后的待遇与排场时，毛主席的目光，却越过了眼前的旌旗猎猎，死死钉在了三百年前，那个同样率部攻入北京、却仅 42 天便一败涂地的农民起义领袖 —— 李自成身上。

根据汪东兴日记与阎长林《在毛主席身边》的亲历记录，出发前夜，毛主席只睡了四五个小时，通宵反复翻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册子，他已经读了整整 5 年。他跟身边工作人员反复念叨：“李自成进了北京，就昏了头，我们绝不能走他的老路。”

网上流传的 “‘进京赶考’是后人演绎的说法”，完全缺乏史料支撑。这句话绝非胜利者的场面谦辞，是毛主席在胜利前夜，对历史周期律最清醒的预判，对人性弱点最深刻的警惕。他太清楚：打江山的硬仗，靠的是枪杆子；坐江山的大考，考的是能不能守住初心，不被胜利冲昏头脑。

时间倒回 10 天前，1949 年 3 月 5 日，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现场。根据中央档案馆藏的全会原始讲话记录，毛主席在报告中掷地有声地提出了 “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在会上直言：“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这场全会，就是 “进京赶考” 的考前动员。他没有给全党画胜利的大饼，而是敲了最响的警钟，把个人的警醒，变成了全党的铁律。

时间再倒回 5 年前，1944 年的延安。

这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解放日报》全文连载，毛主席当即下令将其列为全党整风文件。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收录的他给郭沫若的亲笔信，他直言：“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从 1944 年到 1949 年，5 年时间，从抗战胜利前夜到全国解放前夕，胜利越近，他的警惕越重。他见过太多农民起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轮回，他最怕的，从来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腐化，是自己人打败自己人。

李自成的悲剧，不是军事上的溃败，而是心理上的崩塌 —— 进了北京，就忘了起兵时 “均田免赋” 的初心，骄奢淫逸，纵兵劫掠，最终失了民心，一败涂地。而毛主席的 “进京赶考”，本质上是给自己、给全党套上了一道永远的枷锁：永远不要把胜利当终点，永远把自己当考生，永远把人民当考官。

70 多年过去，这场 “赶考” 从未结束。有人说，时代变了，“赶考” 的提法早已过时，我们早已交出了满分答卷；也有人说，只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这场大考就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终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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