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刚结束，老板娘就把一张银行卡拍在我面前：“这里有20万，算是给你的遣散费，以后公司不用专职司机了。”
我给她家开了15年车，从半夜接机到生病陪护，随叫随到。我接过卡，指尖在卡面上蹭了蹭，点头说了声“保重”。本以为这15年的交情到此为止，谁知第二天律师一个电话，把局势彻底掀翻了。
律师事务所的百叶窗压得很低，光线被切成一条条的。老板娘坐在我对面，手指死死拧着包带，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青。
律师念到遗嘱最后一行，声音沉得像块砖头：一套市区两居室，加公司5%的干股，全部留给司机老张。
时间点，写在老板确诊癌症的那天。
老板娘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水溅在手背上，她没擦，眼珠子定定地盯着那张纸。
律师又推过来一份补充协议，上面盖着老板生前的红指印，在白纸上红得刺眼。老板在协议里写得很直白：他怕自己走后，老板娘不懂经营被身边人算计。留给我的这些东西，不是给我的工资，是给公司的“保险”。
我想起他在病床上瘦得只剩骨架，拉着我的手，喘着粗气说：“老张，这辈子还是你最靠谱。”当时我以为那是病糊涂后的客套，没想到他把命脉都刻进了纸里。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握了15年方向盘的手，虎口处的厚茧一层叠一层。
我把那张20万的卡掏出来，轻轻推回到老板娘眼皮子底下。我说：“这钱我不能拿，老板给的房和股份，我也没打算卖。我就是个开车的，股权证我看不懂，我只知道车该往哪开。”
老板娘眼眶一下红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蹦不出来。
后来，我重新回了公司，名头换成了行政顾问。我还是习惯开那辆旧商务车，座套都磨起球了，我也没让换。
那些以前见了我只点点头的部门经理，现在路过我办公室，都会下意识地正正领带，喊一声“张哥”。
我还是每天帮老板娘跑腿、看账目、挡应酬。每次开车路过老板最爱去的那家茶馆，我都会习惯性地松一松油门。
有人背地里笑我傻，说拿了房产证去过神仙日子多好。
我没接话，只是把那辆商务车的挡风玻璃擦得透亮。这世上，钱能买到的东西太多，但能让人挺直腰杆守一辈子的“信任”，统共就这么一份。
如果你是老张，你会拿着房产证远走高飞，还是留下守着这个并不属于你的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