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中国湖北省武昌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曾任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

可就是这么一位被物理学界权威乌伦贝克多次称赞为“了不起的人才”、甚至有人说她拿诺贝尔奖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的顶级科学家，硬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消失了整整30多年。她去哪儿了？

1958年，46岁的王承书刚从美国回国没多久。钱三强找到她，说国家要搞热核聚变研究，希望她来挂帅。要知道，她之前在美国研究的是天上的稀薄气体动力学，热核聚变却是地上的能源应用，这两个方向虽然都属于物理，中间却隔着天堑。一个专业已经定型的46岁女科学家，面对一个国内几乎一片空白的领域，换成别人可能要犹豫半天。王承书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我愿意。”

接下来的事情听上去像神话，却是真实发生的。她被派去苏联学习，回来的火车上坐了七天七夜，别人都在休息，她把带回来的全部资料一字一句翻译成了中文。这本厚厚的译稿很快出版，成了我国热核聚变研究的“开山之作”。两年时间，她不仅自己吃透了这门完全陌生的学问，还带出了一支研究队伍，硬是在一片空地上搭起了中国热核聚变的骨架。

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1961年，原子弹研制到了攻坚阶段，核心燃料铀-235的提炼卡了壳。这件事有多关键？打个比方，原子弹能不能炸响，就看你弄出来的高浓缩铀纯度够不够。但铀-235的分离技术，当时全球只有美、苏、英三个国家掌握。苏联专家撤走了，留下不会用的机器和一堆看不懂的图纸。钱三强又来了，这次说得更直白：接了这个活，你的名字就不能再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了，很可能一辈子都要隐姓埋名。49岁的王承书听了，又一次没有任何迟疑地说出——“我愿意。”

从此，她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彻底“断档”了。但她做的那些事，随便挑一件都让人心惊。当时全所只有一台每秒15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经常在后半夜才能轮上机。她的力气小，一只手按不动计算器按键，就把右手中指压到食指上，用力敲下去，然后赶紧拿笔记下结果。就这样，一箱又一箱的计算纸条堆满了屋子，她每一张都要过目、验算。学生诸葛福后来回忆说，王先生有个习惯：你算出一个结果，她一定要你讲清楚背后的物理意义。“你看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推导”——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禅。

1964年1月14日，王承书团队提前113天拿出了合格的高浓缩铀产品。几个月后，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惊了世界。可那天，王承书跟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前，没有任何庆祝，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原子弹炸响了，任务该结束了吧？钱三强第三次找到她，国家决定成立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还得由她来牵头。这时候她已经52岁了，不少人劝她该歇歇了。她再次回答——“我愿意。”她把余生全部献给了同位素分离研究，直到满头青丝化为白发。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病逝。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遗嘱：点滴积攒的10万元存款全部捐给希望工程，零存整取的那7000多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个人书籍资料全部送给核理化院。给家人没留一分钱。

很多人不理解：一位曾经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的人，为什么要放弃所有光环，转身走进茫茫人海？王承书自己早说过了：“当初，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她这一辈子，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说了三次“我愿意”，每一次都是从一个巅峰跳进一片荒原，每一次都从头开始。这个世上有些人，把名气看得比命还重；可也有王承书这样的人，她把命都捐了，却连名字都懒得让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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