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平，1962年生于陕西省西安蓝田人。1979年考入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分配至陆军47军141师421团7连当排长，1986年随部队开赴老山前线。在毛松岭阵地坚守120多天。

说起毛松岭，那地方压根不是人待的。整片山头被炮火犁了一遍又一遍，石头都炸成了粉末，踩上去软塌塌的，一脚一个坑。刘阿平带着排里的弟兄们钻进去的时候，阵地上连个像样的工事都没有。头几天，大家轮着用铁锹挖猫耳洞，挖到手掌全是血泡，镐头砸下去火星子直冒，这片土里埋着弹片和碎骨头，硬得邪乎。可没人敢停下来，对面山头的重机枪时不时扫一梭子过来，子弹贴着脑瓜顶飞过去，嗖嗖的，像是死神的呼吸。

真正的折磨还不是枪炮。雨季的猫耳洞，积水没到脚脖子，人泡在里面十多天，皮肤烂得一块一块往下掉。刘阿平后来跟人说起那段日子，总爱撸起裤腿露出小腿上的疤痕，笑着说“这是老山给的纪念章”。卫生员没少给他换药，可药品根本不够用，很多时候只能拿盐水和破布条对付着包扎。有个新兵蛋子半夜疼得直哼哼，刘阿平把自己那份止痛片让了出去，自己咬着子弹带硬扛了一宿。

吃的更别提了。压缩饼干就着雨水往下咽，吃到后来嗓子眼跟刀割似的。偶尔后方送上来几罐红烧肉罐头，那简直是过年了。可每次开罐头，刘阿平都先紧着战士们吃，自己最后拿馒头把罐底抹一圈，连油星子都舍不得浪费。有次一个战士看他瘦得脱了相，偷偷往他碗里多扒拉了两块肉，他发现了，脸一沉：“我当排长的要是多吃多占，还怎么带你们打仗？”话是这么说，可大伙心里都明白，排长把自己那份口粮匀给了伤员。

打仗那会儿有个规矩：谁要是牺牲了，活着的人得把他的家信寄回去。刘阿平揣着一沓子战友的遗书，每一封都沉甸甸的。有个叫李小军的四川兵，才十九岁，临上阵地前偷偷写了封信塞给刘阿平，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爸爸妈妈亲启”。后来李小军踩中了一颗跳雷，整个人被气浪掀翻，刘阿平冲过去抱住他时，人已经不行了。那封遗书刘阿平一直贴身放着，信纸被汗水浸得发黄，可他就这么揣着，直到撤下来才寄出去。他说这东西不敢留在猫耳洞里，怕被老鼠啃了。

很多人问过他，在毛松岭那一百二十多天怕不怕。刘阿平总是沉默半天才开口：“谁说不怕那是吹牛。怕得要死。可你怕了，敌人就不打你了吗？腿软了，身后的弟兄们怎么办？”他不是那种喊口号的指挥官，带兵靠的是身先士卒。每次出去摸哨、排雷、抵近侦察，他都走在最前头。有人劝他别这么玩命，他说：“我这条命是老乡们拿粮食喂出来的，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撤下阵地那天，全排清点人数，出发时二十七个，回来十一个。刘阿平站在卡车边上，回头看了一眼满目疮痍的毛松岭，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没擦，就那么直直地站着哭，像个孩子。后来他当了团长，退休后每年清明都要去麻栗坡烈士陵园。别人问他图什么，他说：“那些娃娃永远留在了二十岁，我替他们活够了，值了。”

说到底，战争这东西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赢家。刘阿平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扛了多少功勋章，而是他把活着回来的战士当亲兄弟处。可话说回来，要是没有战争，那些年轻的生命原本可以在家乡娶妻生子、给爹娘养老送终。咱们今天坐在空调房里刷手机，嫌外卖送慢了就发脾气，可曾想过三十多年前有一群和刘阿平一样的小伙子，在烂泥和血水里熬过了一百二十多个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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