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淑兰曾担任原中组部副部长，阻碍平反工作，1977年中央免去职务，被调回：北京二七机车厂，重新当工人。

说起来这事儿，搁今天很多人可能想不通。一个堂堂的中组部副部长，怎么说撸就撸了，还发配回工厂拧螺丝？但你要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明白这里头的门道了。1977年，粉碎“四人帮”刚一年，全国上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拨乱反正。多少老同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关的关，整的整，家属也跟着吃挂落。中央急着给这些人平反，恢复名誉，把颠倒的是非再掰回来。可高淑兰呢？她坐在中组部那把椅子上，手里攥着大印，偏偏不肯动。不是不会动，是不想动。为什么？你想想，那些年她参与了多少事？批这个斗那个，她在里头也是签过字、表过态的。要是把冤假错案全翻过来，她自己的老账不就露馅了？所以她能拖就拖，能压就压，申诉信到了她桌上，不是往柜子里一塞，就是批个“情况复杂，暂缓处理”。底下人急得团团转，她倒稳当得很。

中央可不是瞎子。叶剑英、邓小平等老前辈正盯着这事呢。1977年夏天，一纸命令下来：免去高淑兰中组部副部长的职务，调回北京二七机车厂，重新当工人。这处分够狠的，从部长楼直接打回车间，连降了多少级都算不清了。说白了，就是让她从哪儿爬起来，再滚回哪儿去。听说消息传出来那几天，中组部大院里头有人偷偷拍巴掌。可不是幸灾乐祸，是痛快，这号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往茅坑里扔石头的人，早该滚蛋了。

高淑兰回厂那天，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拎着个旧帆布包。二七机车厂的老工人谁不认识她？当年她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那会儿多风光啊，胸前别着大红花，厂门口敲锣打鼓送她去北京当大官。如今十几年过去，灰溜溜地回来了。车间主任倒没为难她，安排她去磨床组，活儿不重，但得天天站着。头几天没人跟她说话，大伙儿都端着茶缸子拿眼角瞟她。有个老班长叫李德厚，当年跟她在同一个小组干过活，后来因为说错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蹲了三年大牢，老婆跟他离了婚，孩子送回了老家。平反以后回到厂里，腰杆都直不起来了。李德厚看见高淑兰站在车床边上，愣了好一阵，最后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摔，转身走了。那一声响，整个车间都听得见。

高淑兰低头擦着车床的导轨，手有点抖。她心里清楚，欠下的账不是光写检讨就能还的。工人里头有给她递扳手的，也有趁她不注意把机油抹在她手套里的。厂领导找她谈过一次话，说组织上让你回来，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她点点头，没吭声。

往后的日子，她就这么一天天在车间里熬着。磨床、铣床、钻床，年轻时的手艺捡起来倒也不难。难的是那些到嘴边又咽下去的话。有人故意在她跟前大声说，“有些当官的，台上喊革命，台下整人精，早晚有报应。”她装作没听见，手里的活却明显慢了下来。也有人说句公道话，“时代的问题，不能全算在她一个人头上。”但更多的人觉得，你当了官，受了权，不想着替老百姓办事，反过来挡道，那就别怪老百姓不给你好脸看。

我的看法其实挺简单：历史给过她选择的机会。1977年那阵子，真想做点好事，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平反，把自己经手的案子一个个翻出来，该改的改，该赔不是的赔不是。哪怕晚了一点，起码姿态对。可她没有，她选了最蠢的一条路硬扛。结果呢？扛掉了自己的乌纱帽，扛回了一身机油味。这世上有些账，今天不还，明天也得还；当官时不还，当工人时连本带利一起还。

从1977年算起，高淑兰在二七机车厂干了将近十年工人，直到快退休才评了个中级工。那些她曾经阻碍平反的老同志，后来一个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还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偶尔在报纸上看到这些名字，她是什么滋味，外人不得而知。只知道有一年冬天，厂里搞联欢，有人起哄让她唱个歌。她站在台上憋了半天，最后说了句，“我给大家鞠个躬吧。”深深弯下去，半天没直起来。台下先是沉默，接着稀稀拉拉响起了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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