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白宝山情人谢宗芬被提前释放，当狱警把她送到大门口后，她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和自己的狱友毫不犹豫的去到了新疆，回到那个和白宝山一起犯下滔天大罪的地方生活。

2005年4月26日，北京一扇铁门缓缓开合，48岁的谢宗芬迈出脚，停住不动，盯着地面站了十来分钟。

她没买回四川的票，也没在北京停留，跟几个同天出狱的姐妹，直接坐上去新疆的火车。

她为什么不回家？因为那个家，早就散了，回不去。

这个名字，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白宝山案”捆在一起，犯下的血债，没人忘。

她原本是四川宜宾筠连县的一个普通女人，独生女，从小被宠着。

第一段婚姻是媒妁之言，丈夫老实，生了两个孩子，生活却越过越窄。

窘迫到抬不起头，她咬牙离家，只身去了北京，摆摊、裁缝、打零工，啥都干。

在北京，她先认识了白宝山的母亲，后来接触到刚出狱不久的白宝山。

表面沉稳，会照顾人，会甜言蜜语，对外地女人的孤独下手，她很快陷进去。

问题在于，这个男人骨子里是仇恨和暴戾，他已经开始琢磨更大的坏事。

1997年年初，他带着谢宗芬去了新疆，又找上狱友吴子明，三个人开始行动。

那年6月到8月，连续持枪抢劫杀人，军警、路人、中学生都倒在枪口下。

死亡17人，伤15人，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被抢走现金140多万元，这一串数字，刺眼。

有说边疆宾馆那次独立造成七人遇难、五人重伤，具体细节当年争议不少，但血是确凿的。

她不是开枪的人，但她知道计划，也没报警，还在周边踩点、打听风声。

更过分的是，她照着对方的要求缝了能挂身的枪套，转运枪支和赃物，留下关键环节。

这还能说是被动吗？说到底，她从旁观走到了帮凶。

案子越滚越大，白宝山为了独吞，又把吴子明灭了口，狠到了极致。

他们把部分赃款埋起来，然后回到北京，准备继续苟活。

谢宗芬拿到11万元，赶回四川，在老家待了4天，花出去3万元，风光得像换了人。

结果呢，没等享福，警察已沿着轨迹追到了门口，她在老家被抓，白宝山在北京落网。

1998年3月，白宝山被判死刑，同年4月执行，终结了恶行。

谢宗芬因抢劫、包庇被判12年，进了看守所，再押往监狱。

服刑期间她拼命表现，劳动积极，认错不嘴硬，先后减刑3次。

账面上看是12年，实际7年多就出了，时间停在2005年春天。

她站在监狱门口，怎么不想家？可老家还能回吗？

当年出事后，筠连县炸锅，指指点点从村口到巷尾，父母抬不起头，气病叠加心病。

丈夫带着两个女儿悄悄搬走，换了姓名，连一封信都没回，彻底断了。

她费力藏的十来万赃款，也早被查抄干净，给家里留下的只有羞辱和麻烦。

她明白，回去只会让旧伤再裂开一次，何况她也没脸再见江东父老。

可新疆呢？那不是伤心地吗？为什么偏要往那走？

她解释得不多，身边人也猜不透，但选择本身像一种回答，像把自己扔回罪孽发生的地方，去受那份折磨。

跟她一起走的狱友说，大家都得活下去，石河子外地人多，隐身容易，抱团能顶住点冷风。

到了石河子，她第一件事不是找活，而是往乌鲁木齐赶，直奔边疆宾馆。

她在那里跪了一下午，没人拉，也没人拦，地上冷，她一直没起身。

她想用笨法子求心安，这就是她当时唯一会的赎罪方式。

后来，她选了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和狱友挤着，晚上继续拿针线，白天去工地出力气。

她背砖、拌灰、扛水泥，回到屋子里手还在抖，依旧给人缝衣服补破洞，能多赚一块是一块。

有报道说，她常常做噩梦，满耳朵都是哭喊声，她会从床上坐起来，半天说不出话。

每逢清明、过年，她都会回到宾馆外面，烧纸，磕头，不说话。

有人看见她也会走到当年某些案发地点附近，站一会儿，站久了就走，像在自罚。

她极少与人深聊，不提过去，不求同情，低着头过日子，像在躲着众人的目光。

她真在赎罪，还是在躲避？旁人没法替她回答，她自己大概最清楚。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再没碰过法律红线，找苦力活干，和从前那个爱虚荣的自己切割开了。

但赎罪能抵掉什么？那些没了的命，那些破掉的家庭，永远不可能回头。

社会对她的标签，基本定死了，情人、帮凶、污点，很少有人愿意给她机会。

她也没回避，像认命一般，把日子往前推，推一天算一天。

说白了，她不是主犯，却是关键齿轮，这就是她背上那口锅的重量。

那几年，她没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零零散散的消息，也多是从新疆工地和旅馆传出来的耳语。

有人同情她的落魄，也有人骂她装样子，舆论总是两头拉扯。

真正关键的不是她跪了多久，而是当年为什么没有开口阻止，那一刻沉默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
她的人生也在那一刻拐了弯，越走越黑，直到铁门合上，又再一次打开。

故事到这里也很简单，她留在石河子，风沙大，夜很冷，她有时站在宾馆外，抬头看了一会儿天，就把围巾又往上拉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