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老乡老黄，突然从阳台的藤椅上站起来，一句话不说，转身进了屋。
我俩在西双版纳这栋楼里，他是唯一的东北人，我也是。但他谁都不搭理，就跟我说话。
冰箱门“嗡”地一声被拉开。他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只黑乎乎的大家伙。
“我儿子从美国快递过来的，深海海参。”他把袋子硬塞我手里，“拿回去，让你媳妇尝尝，她是个好人。”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坐回椅子上，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是他爱人。
“我跟她，恢复高考第三年考进一个大学。一辈子，就这一个女人。”
“我俩都是大国企的高级工程师，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攒一个目标：把儿子送出去。”
“一年学费四十万，整整十年。那些年，她比我辛苦，全国各地跑项目，硬是把钱给挣出来了。”
老黄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儿子读完硕士，留下了。我俩总算松了口气。那天她跟我说，老黄，儿子不用管了，咱俩该为自己活活了。”
他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藤椅的扶手，顿了一下。
那个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两个为孩子操劳半生的夫妻，终于在夕阳下，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结果，她这话说了没几年，人就没了。48岁，肺癌。”
“儿子让我去美国，我没去。我说，我不能把你妈的骨灰、她的东西，一个人扔在这边。”
我问他，儿子常联系吗？
他摇摇头，“不怎么联系。但老在亚马逊上给我寄东西吃。”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海参。
“她走后，我把她爹妈接过来，一直伺M候到前几年，她妈也走了。”
老黄抬头看着天，喃喃自语：“我想着，我替她多尽一分孝，她在那边，就能高兴一分。”
我攥着那袋跨过太平洋的海参，突然感觉，有点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