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那时候的孔宪权，还叫孔权，19岁那年碰上红军在浏阳一带做宣传，他二话没说就投了军。打仗那叫一个猛，冲锋总是跑在最前面，战友们倒下一批又一批，他愣是靠着顽强的生命力一次次挺了过来。子弹打穿小腿，找点盐水洗洗包扎一下接着打，这帮兄弟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打不死的程咬金”。靠着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他从普通战士一路干到了排长、营长，后来到长征的时候，已经升到了红三军团的侦察参谋。

时间的针脚拨到1935年2月，遵义会议刚刚开完，红军急需一场胜仗来提振士气，毛泽东把目光落在了娄山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孔宪权所在的十二团被彭德怀指派为先锋团之一，孔宪权的任务是带着突击队直插敌人设在黑神庙的旅指挥所。

部队摸黑出发，孔宪权先带着侦察员潜入敌阵，抓了几个舌头回来，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摸了个透。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战斗就打响了。孔宪权带人杀出一条血路，眼看快要冲到黑神庙了，没想到敌人的援兵突然涌入。兵力对比悬殊，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孔宪权杀红了眼，挥着马刀冲上去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枪手朝他扫来了一梭子子弹，六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胯骨，从前到后足足十二个枪眼。

战友们冒死把他抬了下来，可战地医院哪有什么像样的医疗条件？没有麻药，医生找来了吗啡水给他灌下去，算是麻醉，就这么硬生生地从他腿上取出了十几块碎骨头。

部队马上要转移，可孔宪权的伤口迟迟愈合不了。按照红军的制度，团以上干部才能跟着担架走，孔宪权只是个营级军官，又伤这么重，上级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把他安置在当地一户开明士绅家里养伤，留下了三百多块银元当生活费，还专门留了一个医生和一个通讯员照顾他。

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十五年。养好伤之后，通讯失联了，医生也走散了，他一个人流落异乡，左腿永久性短了十厘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很多年里，部队里认识他的人都在传言：孔宪权没了，死在遵义了。娄山关那场仗打得太惨，受了重伤又失散异乡，活下来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也没人再提起这个名字，就像战场上的一颗石子，被岁月的尘土一层层盖住，渐渐没人想起来了。

事情的转机来得偶然。1950年的一天，孔宪权埋头翻着报纸，想着看看外面的世道变得怎么样了，两个印在报纸上的熟悉名字一下子闯进了他的眼睛，杨勇，苏振华。杨勇当年的老首长，现在当了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那个杨勇。他把报纸放下，吸了口气，又捧起来看了看，没错，就是他们。他打定主意写了封信，他因为左腿行走不便，不能跑不能挑重担了，日子过得拮据，只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没说别的，大意是告诉杨勇自己还活着，能不能给安排个工作。

杨勇看到信后，“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拿着信就跑到政委苏振华的办公室，一句话喊得声音都有点劈：老苏，你看看，孔宪权还活着！两个人激动得不行，回过神来，又多了一封从黄克诚那边转过来的信，原来孔宪权怕杨勇收不到，又给自己当年的入党介绍人黄克诚也去了一封信。黄克诚收到信立刻安排人把信转到了贵州。杨勇和苏振华商量了没几天就得出答案：孔宪权当年带着一身枪伤掉队，还留下左腿残疾，这样的人哪怕回到地方上也该有个交代。杨勇对苏振华说，遵义地区的第七区还缺个副区长，孔宪权来做。

没过不久，枫香镇的大街上开来一辆当时遵义唯一的美式吉普车，停在孔宪权家门口。孔宪权被请上车的那一刻，围观的乡亲们全都看呆了，这个跛脚泥瓦匠，到底是走漏了什么世面？

后来有人问孔宪权：当年信里就写那么几句，万一杨勇不理你怎么办？孔宪权笑了一声说，我没想那么多，那是我知根知底的老首长，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杨勇苏振华看了信之后，不只是给他安排好了工作，还特意出面给他出具了身份证明，帮他重新恢复了失去了十五年的党籍。孔宪权做了几年副区长，遵义会议纪念馆开始筹建时，杨勇和苏振华一致认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来当这个馆长了。他拖着伤腿，带着几个人，走遍了川黔滇，几年间征集到了1200多件长征时期的文物。后来邓小平到遵义视察，看了一眼纪念馆的各项筹备成果，说了八个字：“最合格人选。”

孔宪权后来的故事也很长，他一直做到1988年去世。他的孙女孔霞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一讲就是三十多年。孔霞说过这样一句话：爷爷这辈子有两段长征，一段是用双脚走的，一段是拄着拐杖走的。孔宪权在纪念馆工作的时候有一条规矩：凡是红军家属来参观，一律不收票钱，如果要留下地址吃饭不方便，他还掏钱请人家到自己家里吃。这条规定纪念馆里没有明文写过，是他自己印在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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