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中将周磐在昆明被俘，并判处死刑，就在快要被枪毙时，他忽然想到，自己手中有救命符：他想用一个宝贝，换自己一条命！

在阴暗潮湿的昆明看守所里，死神的脚步一天比一天近。1950年，国军中将周磐在昆明被俘，并判处死刑，就在快要被枪毙时，他忽然想到，自己手中有救命符：他想用一个宝贝，换自己一条命！

这可不是他脑子一热想出来的馊主意，他甚至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清醒过。蹲在墙角，他琢磨那些年自己没少在湖南、江西一带晃荡，手里压着的那个盖子，那可是连洋鬼子都眼红的宝贝。只要把东西乖乖交出去，不就等于给自个儿买了个加急的活命票吗？

说起来这个宝贝，当年落到他手里，那手段可谈不上光彩。

那时候他还不是这副狼狈的样子。打从保定军校一出来就不愁没人赏识，国军里的官做到中将，在湘鄂赣边区那块地界上，谁见了他不得点头哈腰？偏偏那时候，他还跟后来的彭老总有那么一段说不清的交情。

周磐心里清楚得很，彭老总这个人念旧。大伙儿往后走的路虽然岔开了十万八千里，可周磐那点小私心从来没断过：万一哪天解放军里那位老兄弟想起当年带过他的情分来了，是不是能放自己一马？他把这事儿当成底牌压在枕头底下，可惜进了看守所才知道，这牌压根没处打。彭老总的队伍纪律严明得吓人，老兄弟的面子在这里一文不值。彭老总后来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说过“他虽站在反革命立场，但未出卖于我，这份情谊我始终记得”这样的话，可周磐心里跟明镜似的，光靠这点旧情，保不住命。

可这件商朝的“皿方罍”的盖子就不一样了。

他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被拉出去，全亏了当年那帮文物贩子和种地的农民。那是1922年前后，湖南桃源县有对农民在地里刨食，一不小心从土里刨出来个青铜疙瘩。消息传得快，文物贩子比兔子窜得还快，四百块银元开价就想把这宝贝薅走。老农看贩子急得像火烧屁股，心想不好，留了个心眼，端着盖子就去找村长和当地教育界的一帮人问价。这一问不要紧，贩子慌了，趁老农不在家的工夫，居然把剩下的器身给偷了个精光，拔腿就没影儿了，卖给了洋人。

老农回来一看，气得差点没背过去，哭天喊地找军队的人来帮忙查。周磐当时正把手插在这一带，看到盖子的头一眼，眼睛都绿了。他清楚这东西的价值，嘴上假装替人主持公道说得振振有词，背地里头软硬兼施，连骗带吓，硬是从老实巴交的农民手里头把这盖子给弄走了。后来他说花了五千块大洋从别人手里买的，这话拿到当铺里没人信。

那个年头老蒋兵败如山倒，国民党里当官的谁不为自己留后路？有人揣着美钞，有人揣着金条，周磐比他们有眼力劲儿，他揣的是商朝的东西。他打的算盘是，这玩意儿谁也复制不了，全国上下就这么一个，将来谁要是接过这天下，不得把他当个保卫文物的功臣供起来？

所以到了1952年，等那一纸死刑令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周磐反倒觉得自己稳了。

“我有东西要上交，这是国宝！我愿意用这东西换我的命！”他扯着脖子喊，眼睛里满是贪婪和求生的光。

消息一层层报上去，甚至惊动了省委的领导。那会儿正在搞镇反，每个人都把眼睛瞪得梆大，谁也不敢在这种事上出半点纰漏。文物专家赶来鉴定，一看之下连连吸气，这东西太稀罕了，它不仅是商朝鼎盛时期的杰作，还是现存同类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纹饰最精美的一件，在整个考古界都拿它当宝贝。可问题也来了，这东西只有个盖子，真正的身子早被贩子倒腾出海外去了，早就没了影儿。周磐手里攥着半拉国宝就想换整条命，党里的人再傻也不会犯这种糊涂。再说，他手里头沾了多少血，当过多少年的反动派头子，这不是一页历史，是实打实的帐，这些账不是拿一件古董就能全部注销的。

说白了，一个新社会要建立的不是收破烂的铺面，更不是拿旧时代的宝贝去换当今秩序的法外开恩。

领导们一合计，当场就拍了板：枪决照常执行。

周磐一听这话，两腿直接就软了，裤裆里头什么味儿都有了。他千算万算没算着这一层，他以为手里捏着一件稀世文物就能把自己从鬼门关里拉回来，可到头来，这件东西对他来说既是救命符，也是催命符。这东西像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他多么高瞻远瞩，而是他贪心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唯独没活明白一件事：国家不是你用来做买卖的市场，新社会不吃这一套。

至于那件宝贝，后来的命倒比周磐好得多。盖子被收在了湖南省博物馆里，身子在海外飘了几十年，直到2014年，在一场拍卖会上，被中国人用天价买了回来，在长沙城里头跟盖子终于合到了一起，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周磐当年那点肮脏私心，最终倒成全了一件国宝重见天日，这大约也是命运在这世上开过最不讲道理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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