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3岁的吕宝兰被敌人扒光衣服，下身插上木锥，被推搡着上了刑场，临刑前，敌人残忍割去她的双乳，满身是血的她，忍着剧痛，昂首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声喊，把刑场上的风都撕开了一道口子。吕宝兰不是生来就一身铁骨的。她出生在山东临沂一个小村子里，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鬼子扫荡那几年，她亲眼看着弟弟饿死在怀里，看着邻居大爷被刺刀挑死在田埂上。十六岁那年，地下党进了村，一个女干部住在她家，教她认字，给她讲“穷人为什么穷”。从那以后，她就没打算回头。

二十岁入党，二十一岁当上村妇救会会长。她带着妇女们做军鞋、藏粮食、传情报。国民党还乡团回来那阵子，有人劝她躲一躲。她说：“躲啥？咱的根就在这儿。”一九四七年春天，因为叛徒出卖，她和父亲、妹妹一块被抓。敌人把她吊在房梁上，拿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背，问她共产党藏了多少粮。她吐出一口血水，笑着说：“你们这辈子也别想找到。”

关押她的那个院子里，天天有人惨叫。有人撑不住说了实话，换来的不是活路，是多挨几刀。吕宝兰看明白了，这帮畜生要的不是情报，是看人跪地求饶那个乐子。她不打算给。狱友后来传出来，她在牢里教大伙唱国际歌，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可调子从来没断过。

死那天早上，敌人把她从牢里拖出来。她身上没一块好肉，旧的伤疤结了痂又被撕开。他们扒光她，往她下身钉木锥，那种锥子平时用来扎麻袋的。她疼得整个人弓起来，牙齿咬碎了半口。刽子手按住她，割掉她双乳的时候，她晕过去两次，又被冷水泼醒。醒过来第一句话，不是求饶，是骂。

从牢房到刑场不过两百米，土路坑坑洼洼。她被推着走，血顺着腿往下淌，在地上拖出一条暗红色的印子。两旁站着被逼来“观刑”的乡亲，有人别过头去哭，有人攥着拳头浑身发抖。一个老太太想冲出来给她披件衣裳，被枪托砸倒在地。吕宝兰看见了，拼尽最后力气喊了一句：“大娘别怕！天快亮了！”

刑场选在村东头的乱葬岗子。她跪不下去，两个兵按着她肩膀，她硬撑着要站起来。刽子手举枪的时候，她仰起脸，眼睛看着天，那天的太阳很大，晃得人眼晕。她喊出那两句口号，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场每个人的骨头里。

枪响了。她的身子往前栽，血溅在被踩烂的黄土上。

那年她二十三岁。没嫁过人，没享过一天福。口袋里什么都没有，除了自己这条命。

五个月后，华东野战军打回临沂。还乡团那帮人跑的跑、抓的抓。亲手折磨吕宝兰的那个刽子手在公审大会上吓得尿了裤子，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老百姓围了好几层，有人哭着喊：“给宝兰报仇！”枪毙他的那颗子弹，就是从吕宝兰家乡那家造枪的土作坊里打出来的。

我有时候想，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劲儿，才能在那种疼面前不弯腰。不是不疼，是心里装的东西比疼更重。她信的那个天亮，她没亲眼看到，可她用自己的血把那层黑天烫出了窟窿。后来的人能在太阳底下走路，是因为有人替他们在黑夜里把命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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