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在《新闻联播》之后插入了一段30秒的广告，广电部部长得知后立马就急了，杨伟光怎么能这么做！

电话那头劈头盖脸的质问传过来的时候，广告其实已经播完了。杨伟光握着话筒，心里清楚这回捅的篓子不一般。艾知生部长不是小题大做的人，问题出在传话的人嘴里变了味儿，有人说杨伟光要在《新闻联播》里头插广告，这还了得？那是国家最严肃的新闻栏目，里面夹广告，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杨伟光赶紧解释清楚，部长您听岔了，是在联播后面，天气预报前面，短短30秒。艾部长半天没吭声，最后撂下一句“先看看效果吧”，这事儿才算是过了第一关。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三十年前那会儿，中国人对广告普遍没什么好脸色。看电视剧看得正投入，画面突然切进来一个推销洗衣粉的，大部分人都条件反射想换台。“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这是后来杨伟光自己亲口承认的说法。可他偏偏选在《新闻联播》这个全国人民晚餐后雷打不动搬板凳等着看的时段动手。敢这么干，胆子确实大，但他也没傻到蛮干。只放30秒，短得很，很多家庭主妇还没反应过来“哎怎么不是天气预报”，荧幕上已经切到下一段节目了。这招挺阴的，趁着观众反应不过来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半年后，30秒悄悄加码成了60秒，紧接着一分钟直接变成了四个标版的广告连播。到这个时候，观众才迟钝地反应过来，但是已经晚了。广告已经像个钉子一样结结实实地镶进了黄金时段，再也拔不出来了。

杨伟光这个人，一身本事不是一天练出来的。他算是真正的务实派。当初杨伟光从广播电台被调去电视台，新单位头两个月他愣是一声没吭，闷头把所有家底摸了个透，然后才大刀阔斧地动手术。那两年央视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账目上压着赤字报表，国家的拨款撑不住年年涨的节目制作费。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广告部主任跑来找他，拐弯抹角试探了一句：敢不敢在《新闻联播》后面塞一条广告？企业那边报价很诱人。杨伟光想来想去，做吧，大不了被观众骂一顿，到时候再改回来，总不能让台里的经费窟窿越撕越大。

其实仔细想想，这个“擅自做主”的罪名背得挺冤枉。广告部主任向他请示之前，这个位置一直空着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不让放广告，但也没有说允许。这就是巨大的政策真空区。以前的央视台长们都觉得那是一道高压线，绕着走。偏偏杨伟光手伸过去又缩回来，试探了两次，干脆一咬牙直接拍板推闸送电。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九十年代中国电视行业财务上的巨大转型。以前电视台是纯粹的事业单位，经费全指望上级拨款。可计划经济的拨款速度和市场经济的生活节奏越来越不匹配。节目做得好、观众叫座，反倒亏钱。杨伟光这一步看着像违规单干，实际上是把央视推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快班上。几年后广告收入飞涨，台里终于有钱买新设备、建新楼，甚至还能给大伙发大笔奖金。李鹏同志曾经开玩笑对他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某种程度上说明这步棋最终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尽管当初用了一招“先斩后奏”。

这当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反复琢磨的东西。它打开了一个大门，成了后来长达数十年间只要有好收视就猛塞广告这一现象的滥觞。观众慢慢习惯了一边看新闻一边等广告的节奏，但这种习惯到底是被培养出来的还是被绑架出来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事后每年招标都能爆出天价“标王”。央视腰包确实鼓了，可这种鼓起来的代价，到底划算不划算？恐怕至今都找不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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