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傅斯年准备前往台北担任台大校长。临行之际，他再次找上自己的表妹曾昭燏，劝她跟自己一起走。

说起来傅斯年跟曾昭燏这层亲戚关系还真不浅。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跟曾昭燏的嫂子俞大絪是亲姐妹，这俩人往深了扯，自然成了姻亲。傅斯年比曾昭燏大上十来岁，早在她出国留学那会儿，就特别赏识这表妹的胆识和魄力。那年头学考古的女学生少得可怜，曾昭燏算是头一个，傅斯年觉得她身上有股子英气，比好些男儿还强。后来也正是在他的建议和推荐下，曾昭燏才从伦敦大学辞职回国，一头扎进了当时还不算景气的考古行当里。

这一回可不一样了。眼看要过海峡，一个要去台湾，一个死守着不肯走，两个亲人偏偏拧巴到一块儿了。

傅斯年那阵子心里头的滋味，旁人是体会不到的。他这个人向来直来直去，说话跟刨石匠砸石头似的，一个字是一个坑。可面对这个表妹，他的脾气倒收了三分。那天的谈话想来多半不欢而散。傅斯年跟胡适早就劝过曾昭燏跟她二哥曾昭抡一块儿南渡，但这位女考古学家的态度硬得跟她在野外挖出来的石斧似的，半点不松口。理由是什么？她心里想得清楚，自己手里那些宝贝，什么司母戊鼎，什么历年收集的上万件文物，那都是整个民族几千年的根，她做博物馆的，不能斩断了这根。她说得直截了当：文物是历史，是文化，你不能把一辈子攒下来的家当带着满世界跑。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大概是满不在乎的，可她在乎的东西究竟有多重，只有她自己知道。

傅斯年这个人，你要是翻翻历史书，就知道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有算计的。早年间在北平炮轰孔祥熙，骂宋子文，那叫一个风光。可到了1949年这个节骨眼上，任你是谁，都得选。他不是没犹豫过。陈诚催他，朱家骅催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想过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决定先去台湾看看。说到底，他信不过新政权，或者说不愿意信。临走前他跟家里人讲，“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这话说得好听，可他自己信不信，怕只有天知道了。机票都买了，临时又把大部分亲属退了票，只带着一小部分人走了。你看这人，走都不走得干脆些。

可曾昭燏偏不。有人说她傻，说她不识时务，甚至后来有人因为这层关系对她冷嘲热讽。但说句老实话，你要是考古考古一辈子，整天跟地底下挖出来的坛坛罐罐打交道，你就会理解她。她这人一生未嫁，有人问起来，她说“我已经嫁给了博物馆啊”。这话现在听来挺文艺的，可人家是实打实用一辈子来兑现的。她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伦敦大学要给她办毕业典礼，多大的事啊。她不去，一个人在寓所里写，“如今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奋战，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样为个人荣誉的典礼”。你听听，这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傅斯年前来回劝她第二遍的时候，他大概也知道没用。

说到底这是两种人的分岔。一个觉得走得越远才能保住点什么，一个觉得根扎得越深才越是保住什么。谁对谁错？放到五十年后看，都对，又都不对。

傅斯年去了台湾，接手台大，撑了一年，没了。曾昭燏留在大陆，做了南京博物院院长，主持发掘南唐二陵，风风光光十几年。可到了1964年冬天，她爬上了灵谷塔。大衣口袋里只有一张纸条：“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那会儿她才五十五岁。

1949年那场离别的戏码，不过是开场。后面的几十年才是真正的正文。没人能替任何人做选择，每个站在十字路口的人，都有自己迈出去的那一步，和自己吞下去的果子。只是有时候想想，曾昭燏要是当年听了表哥的话去了台湾。但是哪有什么“要是”呢，都是自己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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