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首任市长与自己的亲家都是上将，他的女婿也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这样的家庭有多传奇？
1955年9月，北京怀仁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进行到上将序列时，两位高大身影相继跨上台阶——周士第与他的亲家肖华。礼毕不久，年轻的彭富九也被授予少将衔，“两代三将”一时传为佳话。人们惊叹于这份荣耀，却往往忽略了周士第此前三十年的跌宕征程。
时间拨回1924年。20岁的广西青年周士第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尚在校场演练，就因直言顶撞校长蒋介石而被记过。从此，他对“军人要有脊梁”八字铭刻于心。3年后，大革命受挫，1927年8月1日的南昌城硝烟四起，时任25师团参谋长的他带兵冲锋，掩护部队突围。兵力溃散之际，朱德犹疑去留，他挺身建议：“留下这点人，山里还有路。”这句话决定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火种得以延续。

1931年冬，地下交通线被破，周士第在南京落入敌手。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合拢，他的身高一米八，却在十八个月里被刑具折磨得体重不足百斤。看守威逼利诱：“写张悔罪书，立刻出狱。”回答只有两个字：“不写。”宋庆龄多方斡旋后，囚门终于打开，他摇晃着身子，坚持一步步跨过门槛。狱警在登记簿写下评语：意志顽强，未见动摇。
劫后余生的周士第随即踏上长征。1935年冬夜，直罗镇硝烟弥漫，他的钢盔被弹片贯穿，鲜血直流，却仍在阵地上指挥反包围。随后调任晋西北军区参谋长，为苦战多年僵持的抗日根据地设计出“弹性防御”打法：前沿纵深拉开，诱敌深入，再集中火力包夹。雁门关一带日军连吃苦头，尸横沟谷的惨景至今仍在老兵记忆中打着烙印。《论平原游击战》手稿便成形于此时，毛主席过目后批示：可作经验推广。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重启。1949年冬，西南战役尘埃未定，成都一夜易帜。十余万溃兵带着枪支散落街头，商铺歇业，米价疯涨。中央决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兼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有人担心他只会打仗不懂市政，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告诉随行干部：“老周在前敌能保一方平安，在城里也行。”
第一仗不是拿枪，而是接收。周士第命令原国民党宪兵、警察全部登记造册，编训优存，乱兵则迅速遣散。为了摸底，他每日换便装，走遍春熙路、盐市口。一天，他注意到街角一名“乞丐”脚踩美制羊毛军袜，立即示意随员暗中跟踪，不到三小时即缴获一支潜伏电台，顺藤揪出特务三十余人。治安见效，商家试探着开门，百日之内两千多家店铺复市，茶馆又沸腾，川剧锣鼓复响。

秩序初稳，还要让百姓吃上饭。粮价混乱，他干脆把军粮仓库存出来，以平价抛售稳定市场；电厂锅炉缺煤，他指令工兵团连夜抢修水运码头；自来水厂被破坏，他请来原技术人员“带薪上岗”。回忆那段日子，老成都市民评价：城门内外的荷枪实弹换成了菜篮竹篓，街头巷尾总算听不见枪声。
治理之余，周士第没搬进市长官邸，仍住在简陋的军营平房。夜深时，他常翻检地图，研究西南防空布局。同僚打趣：“市长比参谋长还忙。”他笑而不答，第二天准时出现在市政会议上。有人想给家属安排特别供给，被他挡回：“军纪不能让座上客吃独食。”

1955年授衔后，周家表面风光，日子却仍旧清苦。三年困难时期，两个孩子带着玉米面窝头去上学，中午常被同学笑作“硬疙瘩”。老战友问他为何不去支取特供，他只说一句：“很多人比我更难。”妻子偶然买到几瓶进口止痛药，他转手捐给总医院重伤员；临终前嘱咐后辈，切勿因姓氏谋便利。
1989年8月初，一生走过枪林弹雨、也走过春熙路夜市的老将军合上了双眼。整理遗物的护士在床头柜里找到的，只是一块走时已不准的上海牌老手表和几本边角卷曲的作战笔记。从南昌枪声到成都街巷，从黄土高原的烽火到城市电网的重启，这位“将军市长”把战场经验与民生琐事系在了一根线索上——守护。也正因如此，他与亲家肖华在军旗前并肩受衔时，人们读得见的是荣耀，更难得的是那份掷地有声的责任感，而这恰是他留给后世最清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