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我的得意门生是毛泽东；谭嗣同：我的得意门生是杨昌济；谭嗣同：我的得意门生是蔡锷；蔡 锷：我的得意门生是朱德；杨昌济表示愿在同学中培养一两个杰出人才，希望他们能为中国未来打拼出独立自强的天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在菜市口英勇就义。清廷以为杀掉几个带头人，维新的火苗就彻底熄灭了。事实恰好相反，烈士的鲜血浇灌出了更繁茂的参天大树。变法前夕，在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里，谭嗣同和梁启超曾同台讲学。坐在台下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年，名叫蔡艮寅，他正是后来的护国军神蔡锷。谭嗣同身上那种“冲决一切网罗”的无畏气概，深深烙印在了少年蔡锷的心里，成为他一生捍卫共和的精神底色。
与此同时，另一位湖南青年杨昌济，虽然当时没有直接坐在时务学堂的课桌前，却深受谭嗣同思想的猛烈洗礼。杨昌济早年以“杨鳌”的学名就读于岳麓书院，积极参与过谭嗣同等人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他对谭嗣同的遗著《仁学》推崇备至，甚至将其中“心力”的观点融入了自己一生的学术与教育实践。谭嗣同殉道了，但他的精神兵分两路，一路化作了蔡锷手里的枪，一路化作了杨昌济手中的笔。
顺着“枪”的这条线往下看，满是铁血与忠诚。
蔡锷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前往云南担任新军将领兼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比自己还要大四岁的学生——朱德。在讲武堂的校园里，体弱面白、满腹经纶的蔡锷，遇上了沉毅果敢、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朱德。两人一文一武，却一拍即合。
蔡锷极其看重朱德的军事天赋与踏实作风，认定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星。朱德毕业后，蔡锷特批他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府邸。在恩师的书房里，朱德认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甚至包括蔡锷亲自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眼界大开。真正考验这对师生情谊的，是残酷的护国战争。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抱病潜回云南，打响了护国第一枪。当时的蔡锷已经患上严重的喉结核，声音嘶哑，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仍坚决要求亲自出征。
在极其关键的棉花坡战役中，护国军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棉花坡地处咽喉，一旦失守，全军将全线崩溃。危难之际，蔡锷把朱德叫到作战地图前，交给他最艰巨的突击任务。面对骨瘦如柴却目光如炬的恩师，朱德毫不犹豫地立下军令状。他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三天三夜，硬生生撕开了敌人的防线，立下奇功。蔡锷把护卫共和的绝命一击交托给了朱德，朱德用一场力挽狂澜的大捷回报了恩师的知遇之恩。 蔡锷英年早逝后，朱德彻底继承了恩师的遗志，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艰难探索，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再回头看“笔”的这条线，这段历史同样波澜壮阔。
杨昌济在海外苦读近十年，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德国，贯通中西。归国后，他多次拒绝了政界的高官厚禄，甘愿回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一名纯粹的教书匠。
标题里提到的那句“影响最大”，绝对是千真万确。杨昌济在学识底蕴和精神塑造上对毛泽东的启迪，远远超越了一门常规课程的范畴。杨老先生时常在课堂上大讲谭嗣同的《仁学》，鼓励学生们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这种充满血性的哲学观，瞬间点燃了青年毛泽东的内心。
毛泽东在研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足足花了近一年时间，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了12000多字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更绝的是，毛泽东后来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大文章。杨昌济看完后拍案叫绝，直接给出100分的满分。
杨昌济曾公开表示，自己当教员，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同学中培养一两个杰出人才，希望他们能为中国未来打拼出独立自强的天地。
为了培养毛泽东，杨昌济倾尽所能。他鼓励毛泽东阅读《新青年》，指导他进行修身锻炼。杨昌济自己坚持常年洗冷水澡，这种锤炼意志的习惯，也被毛泽东完美继承了下来。后来，杨昌济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又积极筹划帮助毛泽东等湖南青年赴京，并亲自把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可以说，没有杨昌济的悉心引导与铺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启蒙与政治视野的打开，或许会经历更多的曲折。
在杨昌济弥留之际，他依然心系国家命运。他用尽最后的气力给当时政界的知名人士写信，极力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直言这两个年轻人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务必妥善栽培。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师者大爱，实在让人动容。
当时间来到1928年，一场伟大的历史会师在井冈山发生了。
蔡锷的得意门生朱德，与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毛泽东，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完全不仅仅是两支革命武装的简单会合，这更像是两条跨越了三十年的精神血脉，在历经无数战火与生死考验后，终于汇聚成了无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谭嗣同当年渴望冲破的黑暗网罗，杨昌济梦寐以求的独立自强，蔡锷拼死护卫的民主共和，最终在这两位后辈的手中，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