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王淦昌，1907年出生在江苏常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远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巨匠迈特纳。
在德国期间，王淦昌就展现出了天才般的直觉。他曾提出过用云室研究放射性粒子轨迹的绝妙构想，可惜受限于当时的实验条件，导师未予支持。没过几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正是用了类似的方法发现了中子，一举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在1940年，王淦昌又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根据这个方案进行实验并取得成功，这同样是轰动学界的成就。
凭借极高的科研天赋，王淦昌早就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到了1956年，王淦昌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研究组的领导。在这里，他迎来了科研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杜布纳研究所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加速器。王淦昌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工作，硬生生从4万多张底片里，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他们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
这个发现在当时的国际物理界引发了超级地震。所有人都明白，只要顺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下去，诺贝尔物理学奖几乎毫无悬念。苏联方面把王淦昌当成瑰宝，为了留住这位顶尖人才，甚至专门请了画家为他画像，还配了私人俄语教师，生活保障一应俱全，颇有长期留用之意。
然而，大国关系风云突变。
1960年，当国内传来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的消息时，王淦昌在苏联的日子也到了尽头。没有任何犹豫，他果断放弃了触手可及的最高荣誉，在1960年底悄然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平心而论，放在任何一个科研人员身上，放弃自己钻研了半辈子的心血，去接手一个毫无头绪、条件极其恶劣的绝密工程，都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魄力。
1961年4月的一天，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和物理学家钱三强，把王淦昌请到了办公室。
刘杰开门见山，把国家当前的困境和盘托出，希望王淦昌能够放弃现在的基本粒子研究，立刻转行，去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且，这项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公开露面，甚至连真名都不能用。
听完这番话，54岁的王淦昌沉默了片刻。随后，他目光坚毅地说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承诺：“我愿以身许国！”
就这一句话，掷地有声。
从那天起，名震中外的物理学家王淦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王京”的普通研究员。连他的妻子吴月琴都不知道丈夫去执行什么任务，去了哪里，只知道他调动了工作。
在大西北那片飞沙走石的荒漠里，在青海金银滩的寒风中，“王京”带领着一群年轻人，开始了近乎悲壮的冲锋。
研制核武器，必须进行大量的炸药爆轰实验，业内称为“冷实验”。王淦昌作为冷实验委员会的主任，直接从理论走向了最危险的爆轰现场。在那几年时间里，他拖着年过半百的身体，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顶着极度的缺氧，领导了上千次起爆装置的爆轰试验。
高原条件异常艰苦，物资极其匮乏。大家看着这个穿着破旧棉大衣、在帐篷里和年轻技术员一起啃冷馒头的倔强老头，根本无法将他与那位原本能拿诺奖的国际大牛联系起来。在一次实验中，为了看清测试数据，他甚至不顾危险，趴在泥泞的冰雪地上仔细测量。
靠着算盘、手摇计算机和没日没夜的拼命，“王京”和团队硬是摸清了内爆的规律，攻克了起爆技术的所有核心难关。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声巨响，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两年多后的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再次震惊世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全世界咋舌。而在突破氢弹技术的过程中，王淦昌同样倾注了无数心血，提出了至关重要的数据和方案。
这一连串奇迹的背后，是长达17年的隐姓埋名。整整17年，王淦昌没有发过一篇论文，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一次面。除夕夜里，家里人只能默默看着空荡荡的椅子流泪。直到1978年，他才重新恢复了王淦昌的名字，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