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有人问毛泽东：“那我们的核弹投向哪里？”毛主席大手一挥说：“全部扔到包围中国的美军基地。”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向全世界展示了足以毁灭城市的恐怖力量。当时很多人吓破了胆，但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却极其淡定，甚至带着几分藐视，抛出了那句后来震惊世界的名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这会不会过于理想主义了？绝对没有。这展现的是大国领袖极高的战略定力。不过，战略上的藐视，绝不等于战术上的无视。到了1951年，法国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托人给毛主席捎来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跟丛林里的猛兽讲和平，你手里绝不能只拿着一根木棍。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收紧，到了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把话挑明了：“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7年双方还签了新技术协定，大家都挺振奋。结果到了1959年，形势急转直下。派来的苏联专家口袋里揣着绝密资料，上班看看，下班装走，防咱们的科研人员防得死死的。到了1960年，赫鲁晓夫更是直接翻脸，单方面撕毁合同，把两百多名专家全部撤走，连一张图纸都没留下。
面对这种釜底抽薪的背叛，中央的反应简直硬气到了极点。毛主席不仅没有气馁，反而觉得这是件好事，他认为赫鲁晓夫不给尖端技术极好，要是真给了，这个人情账以后根本还不清。咱们干脆自己动手，造一颗让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争气弹”。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们，就这样把一场外部的技术封锁，硬生生逼成了一场自主创新的奇迹。
造原子弹有多难？咱们聊点细节。当时世界上有“枪法”和“内爆”两种技术路线，美国丢在广岛的是简单的“枪法”，丢在长崎的是更先进的“内爆”型。咱们的科学家起步就瞄准了极具发展潜力的“内爆”型。这需要让炸药在核材料周围实现完美的“同步聚焦”，引爆的能量必须分毫不差地向内压缩，一旦有一点点偏差，能量向外扩散，核裂变就彻底失败。面对这种连国外都严密封锁的核心机密，咱们的科学家从北京长城脚下到青海湖金银滩，用最原始的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硬是把这道难关给攻克了。
有了引爆技术，还得有核心燃料——铀235。这东西的提炼过程繁琐得让人咋舌，从探矿、选矿到精加工，几百道工序跨越大半个中国。1964年初，当核材料铀235终于研制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国防工办的赵尔陆激动地打了个极其接地气的比方：“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这顿“饭”，全中国人民已经等了太久。
最后的考验同样惊心动魄。咱们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是铁塔爆炸方式。大戈壁滩上狂风呼啸，几十米高的铁塔左右摇晃。在起爆前的最后关头，必须由技术人员亲手把极其危险的雷管安插到塔顶的核弹上。这需要何等的心理素质和牺牲精神！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随着主控站按下电钮，历史性的闪光撕裂了戈壁滩的苍穹，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当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把电话打进中南海西花厅时，周总理克制着激动，极其严谨地问出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当毛主席听到汇报后，态度同样极度谨慎，要求继续核实清楚。他们要的绝对不仅是一声巨响，而是国家实力确凿无疑的飞跃。
时间来到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至冰点。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扬言要动用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当时，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完全无法跟苏联抗衡。如果在本土遭到核打击，常规的报复手段显然难以对等反制。
在这个关乎民族存亡的极点时刻，有人忧心忡忡地问毛泽东，如果核战争爆发，我们的核弹该投向哪里？毛主席大手一挥，给出了那个震惊后世的决断：“全部扔到包围中国的美军基地。”
表面上看这完全不合常理，但在大国博弈的残酷棋局里，这是最高明的一手。当时美苏争霸是世界的主旋律，如果中国遭到毁灭性打击，苏联必然一家独大，这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毛主席的逻辑极其霸气：一旦苏联对中国动用核武，中国就把手里所有的核弹倾泻到美国驻亚洲的军事基地。美国一旦遭到核攻击，绝不会无动于衷，必然将怒火发泄到始作俑者苏联身上。这一招“极限拉扯”，直接把冷眼旁观的美国强行拉入了核战争的泥潭，用一种看似疯狂的捆绑策略，在美苏之间建立了一个恐怖的平衡，最终迫使对手放弃了核打击的念头。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当面询问中国的核政策。毛主席微笑着对他说，我们像穷人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搞一点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他极其坦诚地指出，核武器这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越打不起来，那纯粹是吓人的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