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里最倒霉的一位高官：他本来已经成功逃到台湾岛了，结果却被蒋介石硬是给赶回了云南。
汤尧这个人，早年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后来在黄埔军校当过兵器学教官，属于妥妥的元老级人物。但他这辈子基本都在机关里搞参谋、做教学，手里压根没有属于自己的嫡系作战部队。眼瞅着南京、广州接连失守，汤尧四处托关系，凭借着自己资历老、背景深，终于在1949年12月底挤上了一架飞往台北的专机。
当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的那一刻，汤尧觉得自己的这条老命算是彻底保住了。大半生的军旅生涯眼看就要以“台湾寓公”的身份画上句号，虽然略显狼狈，好歹能在乱世中求个善终，能陪在家人身边安度晚年。他在台湾的安稳日子，满打满算也就过了半个月左右。
1950年1月初，蒋介石突然下达一纸手令，把汤尧召进了官邸。老蒋那时候虽然退守孤岛，心里那团“反攻”的火苗压根没灭。他死死盯着地图上的西南角，盘算着要把云南当成最后一块复兴根据地，甚至妄想着借道中缅边境保留火种。可云南当时是个什么烂摊子？能打的将领基本都折进去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毫无斗志。
蒋介石扫视了一圈手下，最后眼珠子定在了汤尧身上。为啥选他？第一，汤尧资历够老，在讲究辈分的黄埔系里镇得住场子；第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汤尧手里没兵，没有军阀那种拥兵自重的毛病，用起来极其放心。蒋介石开门见山，要求汤尧立刻飞返云南，出任第八兵团司令，统率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死守大西南。
汤尧听到这个命令，当场吓得冷汗直冒。他立马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直言自己回去就是白白送死。在这个节骨眼上回云南，无异于直接往解放军的枪口上撞。但旁边的顾祝同赶紧出来唱红脸，安抚他说，去云南也就是装装样子，一旦局势恶化，上头立刻派专机把他接回台湾。在军队那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下，长官的“安慰”等同于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死命令。汤尧要是敢说个不字，当场就得按违抗军法处置。
没辙，汤尧只能硬着头皮，带着满心的绝望重新登上飞机，一头扎进了危机四伏的云南。落地之后，他才彻底看清自己接手的是一个笑话级别的草台班子。所谓的第八兵团，满打满算也就一万来号人，装备破烂不堪，军心早就涣散到了极点。大家每天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连基本的后勤补给都供不上，谁还有心思打仗？
咱们横向对比一下同时期也在云南的另一位国军将领李弥，就能看出汤尧到底有多冤。李弥当时也带着第八军的残部在云南瞎转悠。当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时候，李弥一看风头不对，虽然象征性地反扑了一下，但发现大局已定，立马把烂摊子一扔，自己找机会飞回了台湾。后来李弥受命潜回金三角搞所谓的“救国军”，打出了点名堂，却又被蒋介石猜忌软禁。大家都在为了活命和权力疯狂算计，同僚们遇到危险跑得比兔子还快，根本没人顾及汤尧这个空降过来的“光杆司令”。大家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这位老教官孤零零地晾在了火线上。
汤尧非常清楚，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蒙自机场。那是当时云南唯一还能通航台湾的生命线。他把仅有的精锐全都堆在了机场附近，随时准备情况不对就拔腿上天。万万没想到，他这次面对的对手，是自己当年在黄埔军校亲手教过的学生——陈赓大将。
陈赓可是出了名的用兵如神、兵贵神速。汤尧的脑子里装的还是传统阵地战那一套，甚至在蒙自期间还有闲心跑去剧院听京戏，总觉得解放军还得十天半个月才能推过来。解放军根本没按套路出牌。1950年1月中旬，陈赓指挥部队展开了大迂回、大包抄。第13军37师的战士们连夜长途奔袭，如同神兵天降一般，直接绕过外围防线，犹如一把尖刀直插蒙自机场。
机场瞬间失守，汤尧的退路被彻底斩断。天上飞不成了，他只能带着几个贴身警卫，惶惶如丧家之犬般钻进了云南的深山老林。一个平时出门都要坐吉普车的机关高官，在原始森林里挨冻受饿，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寒冷和绝望死死地咬着他。仅仅过了几天，1950年1月31日，汤尧就在元江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被搜山的解放军逮了个正着。
从他极不情愿地落地云南，到彻底沦为阶下囚，满打满算仅仅过了16天！16天后，他成了灰头土脸的俘虏。
被俘后，汤尧见到了昔日的学生陈赓。当年的教官成了阶下囚，当年的学生成了胜利者。陈赓没有摆任何高高在上的架子，反而乐呵呵地用那惯有的幽默口吻问候了这位老教官：“老师，学生这手棋下得怎么样？”汤尧苦笑着摇头，连连感叹解放军跑得太快了，自己输得心服口服。他输给的仅仅是这出神入化的战术吗？显然绝非如此。他输给的是那个早已千疮百孔、彻底失去人心的国民党政权。
随后，汤尧被押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在功德林里，他的级别极高，甚至高过杜聿明，但由于没实权没战功，名气反倒不大。岁月不饶人，12年的高墙岁月耗尽了他的心血。1962年，汤尧因病在管理所内去世，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