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联系四川军阀杨森，并提出了4个要求。杨森表示：我只能保证我的部队撤离重庆时不破坏城市，骚扰百姓，其他条件都不可能答应。
要想看懂杨森这套做派，咱们就得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看看这个人在民国官场里是怎么混出来的。杨森这个人，在四川军阀里一直以狡诈多变著称。他这一辈子，经历过无数次倒戈和背叛。早年跟着滇军混，差点因为抽鸦片被长官抓去游街示众；后来背叛滇军投靠老同学刘湘；被刘湘打跑了就去抱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大腿；吴佩孚倒台了，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他一辈子的生存哲学就一条：风向不对赶紧撤，谁赢我帮谁，但手里必须得有底牌。
到了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前方战场的节节败退，杨森敏锐地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贬值到擦屁股都嫌硬，整个经济体系彻底崩溃。杨森深知，自己这种地方军阀，如果手里没有“硬通货”，以后不管是跑路还是留下，连要饭的资格都没有。
那他怎么搞钱呢？他动用手中的二十军，在天府之国搞起了一场极其血腥的鸦片大收割。
作为一方大员，他居然暗中强迫偏远山区的农民种罂粟。原本该长水稻的良田，开满了妖艳的罪恶之花。为了垄断这笔生意，他甚至动用正规军在川鄂交界设卡，把鸦片打包成“军用物资”，用贴着封条的军用卡车往外运。赚来的巨额黑金，全被他换成了美金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汇往海外。
为了让这门绝户生意能做下去，他还大肆贿赂南京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官。遇到上面派人来查，直接一箱极品烟土或者几根金条砸过去，所有人立刻闭嘴。当权力的执行者彻底失去底线，开始靠毒害老百姓来给自己攒跑路费的时候，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已经清零了。
再回头看1949年重庆城防的那些魔幻操作，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当时蒋介石还天真地以为能靠着川陕的地形“固守西南”。为了壮声势，胡宗南手下的第一军居然搞了一出极其滑稽的“武装游行”。两团人马坐着八百多辆美式大卡车，拖着大炮坦克，在重庆闹市区大摇大摆地绕圈子。老百姓看着挺热闹，懂行的却知道这全是个空架子。前线连弹药和油料都供不上，在这里摆这副排场给谁看？
更惨的是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这支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机动部队，在长官们朝令夕改的瞎指挥下，在川东的酷暑里来回折腾了上千里。走到半路接到命令往北，走到绵阳又接到命令往东。部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逃跑的、病倒的不计其数。等他们硬着头皮顶到重庆南大门的时候，从上到下早就没了打仗的心思。
罗广文手下有个日本顾问叫斋藤敏雄，当时还一门心思拟了个主动出击的作战计划。结果罗广文看完直摇头。打赢的概率是零，硬拼纯粹是送死。所以仗一打起来，这些部队的基本操作就是边打边退，层层往后缩。
在前线的部队一触即溃的时候，坐在重庆城里的杨森，脑子转得比谁都快。
蒋介石的命令很冷血：撤退前，要把重庆的电厂、军火库、码头统统炸毁，坚决搞“焦土政策”。保密局那帮人更是丧心病狂，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但在杨森看来，杀人放火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实在是不划算。他在四川盘踞这么多年，太明白“凡事留一线”的道理。他那句“要三千根金条”，其实就是一个精明的挡箭牌。他心里清楚没人能拿出这笔钱，把门槛抬这么高，对外可以说“共产党条件没谈拢”，以此在蒋介石那里交差；对内，他又借坡下驴。
后来，虽然没拿到三千根金条，但杨森收下了地下党和各界人士筹措的五千两银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关键时刻，他对炸毁城市设施的命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大溪沟电厂在必炸名单上，一旦炸毁，重庆立刻断水断电。杨森最终松了口，同意不对电厂下手。不仅如此，工人们在地下党的带领下，偷偷拆除炸药，保护机器，杨森的卫戍部队也懒得去管。
这倒真怪不得杨森大发善心。一个早已把敛财和保命刻进骨子里的军阀，在权衡了所有的利弊后，发现当屠夫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他不愿公然抗命背叛老蒋，也绝对不想背负把重庆炸成废墟的千古骂名，最后只能用这种半推半就的商贾做派，为这座城市保留了一丝元气。
1949年11月29日傍晚，重庆的局势彻底无法挽回。蒋介石的车队在拥堵的小巷里仓皇逃离。隔天，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重庆市区。街头那块“陪都”的牌匾还在风中晃荡，大溪沟电厂的烟囱照样冒着烟。除了被特务残酷杀害的烈士，这座几经战火洗礼的山城，奇迹般地保全了基本的城市面貌。
而此时的杨森，早就带着他那些从四川百姓身上榨取的“黑金”，悄无声息地溜到了成都，随后飞往了台湾。
在台湾，这位老军阀靠着他那富可敌国的财产，日子过得极其滋润。蒋介石每个月照样给他发着养老金，他每天游山玩水，把玩古董。甚至在他九十岁那年，还离谱地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大学生，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他活到了九十三岁，在一片奢靡中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