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中央派人给她宣读一份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然而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9个月后她竟然选择自杀。

1982年12月5日，北京朝内大街一间仅10平米的漏雨平房里，75岁的关露穿戴整齐，安静躺在窄小的单人床上，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几天后人们发现她时，遗体早已冰冷，枕头边放着陪伴她多年的旧塑料洋娃娃，手里死死攥着一张泛黄的男人照片，背面写着：“拿回我的名字，但我已经找不到自己了。”

这个结局让无数人唏嘘，就在9个月前中央组织部刚为她彻底平反，明确宣告“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洗刷了她背负43年的污名。

这位曾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民国才女，《春天里》的词作者，谍战战场上的无名英雄，为何在沉冤得雪后，却选择结束生命，其实答案藏在她被撕裂的人生里。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于山西右玉县，15岁父母双亡，早早尝尽人间冷暖，20岁考入上海法学院，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23岁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24岁投身抗日运动，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成为左翼作家联盟骨干。

关露才华横溢，写诗、写小说、编杂志样样精通，1937年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的主题曲《春天里》，火遍大江南北，“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传唱至今，彼时的她，是上海滩耀眼的文艺明星，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39年一切荣光戛然而止，中共隐蔽战线负责人潘汉年找到关露，交给她一个绝密任务：利用妹妹与汪伪特工总部“76号”头目李士群妻子的关系，打入敌营策反李士群，搜集日军情报。

任务的代价是，从此要顶着“汉奸”的骂名，绝不许为自己辩护，关露没有犹豫，只回了四个字：“我不辩护，” 此后六年关露化身“文化汉奸”，周旋于日伪高官之间，陪李士群妻子逛街打牌，出入各类敌伪宴会，后来又进入日本大使馆创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

关露忍辱负重，成功获取大量核心情报，促成李士群与潘汉年秘密会面，为抗战胜利立下特殊功勋，但她也成了全民唾骂的对象，街头被热血青年指着鼻子骂“女汉奸”，昔日好友许广平迎面相遇却不敢相认，亲妹妹见了她也扭头就走，她把委屈咽进肚子里，独自承受着千夫所指的痛苦。

抗战胜利后，关露满心以为能恢复身份，却因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真实身份仍不能公开，她回到解放区却被当成“汉奸”排挤，报纸拒登她的文章，干部群众对她指指点点。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恋人王炳南，两人相恋多年，约定抗战胜利后结婚，却因关露的“汉奸”身份，被组织要求分手，王炳南负责外事工作，与“汉奸”结婚会影响党和国家形象。

不久关露收到绝交信和王炳南的照片，背面是当年的情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她悲痛欲绝，在照片背面补写《红楼梦》诗句：“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的苦难仍未结束，1955年她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1967年再次入狱，前后关押整整十年，狱中她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68岁出狱时，早已物是人非。

关露失去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只能住进那间10平米的漏雨平房，墙壁受潮脱落，冬天靠煤炉取暖，靠微薄补助勉强糊口，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洗清冤屈，拿回属于自己的清白。

此后多年，关露拖着病体，用仅能活动的一只手，每天趴在小桌上写申诉材料，为自己也为潘汉年喊冤，她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1982年3月23日，平反文件终于送达，听到“不存在汉奸问题”这句话时，这位75岁的老人没有大哭大闹，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平反后，关露加快了回忆录写作，想把隐蔽战线的真实历史记录下来，完成最后的心愿，九个月里，她反复重读自己的作品，常常半夜屋里传出读诗声，读着读着就哭了，长期的精神折磨、十年冤狱的摧残、半身不遂的病痛，早已耗尽了她的生命力。

更让关露绝望的是，四十多年来，她为了信仰，藏起真名、真情、真面目，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汉奸”，活成了没有自我的空壳，平反后她拿回了名字，却发现那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关露，早就死在了无尽的委屈、孤独和痛苦里，关露没有了活下去的执念，也没有了重新开始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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