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将潘文华处理枕边人的方式，教科书上绝对找不到。
深夜，他推开卧室的门，没说话。七姨太背对着他，正埋头调试一台发报机，那细微的电流嗡嗡声，像是贴着头皮的蚊子。
他没拔枪。
他只是弯下腰，从黑漆漆的床底下，一寸一寸拖出一个死沉的皮箱。锁扣“啪”地弹开，满箱的金条，在昏暗的灯光下，猛地晃了女人的眼。
她的手从机器上缩了回来。
“天亮前，带着孩子滚出成都。”潘文华的声音很低，像贴着地面传过来，“这些，够你们活一辈子。”
这一枪要是响了，整个成都的起义计划，当场就得陪葬。军统的耳朵，比野狗的鼻子还灵，整座城都布满了他们的眼线。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三个人的脑袋，连同几万兵士的命，全都悬在这台小小的发报机上。
杀，是泄愤，也是打草惊蛇。
不杀，电报一发出去，就是满盘皆输，成都等着被炮火来回犁一遍。
所以他选了第三条路。
用一箱黄金，买几个小时的安宁。用最直接的利益，堵住最致命的窟窿。他赌的不是人心，而是人性。没人会跟金条过不去，也没人会带着孩子去送死。
几天后，起义通电发出，成都兵不血刃。
没有巷战，没有炮火，甚至没有大规模的抓捕。这座城，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换了人间。
后来，历史书上浓墨重彩的是大人物们，潘文华的名字几乎被淹没。他就像一颗扔进深水里的石子，只在那一夜，用一种极端务实的方式，改变了水流的方向。
这才是顶级玩家的手段：最要命的问题，不是用来解决的，是用来买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