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来到安庆视察，了解到陈独秀之子在砖厂务工后，批示相关方面予以关心照顾
1949年10月1日，长江边的安庆城刚点亮街灯，收音机里传来北京天安门的宏亮宣告，巷口炸开一片喝彩声。人们簇拥着奔向码头，唯有一个清瘦的中年人推着旧单车，默默停在巷尾——他叫陈松年，曾经的革命元勋陈独秀最小的儿子，时年39岁。
众人不知，这位衣袖打着补丁的男子背后是一部沉重家史。1913年，他仅三岁，军阀搜家，砖墙一声巨响，兄长们带着他翻院逃生，他却一头栽进了盛水大盆，幸得邻家妇人相救。那天的惊魂，为这个家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动荡序幕。

1927年7月，上海提篮桥监狱外血雨未干。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前，回身朝同伴丢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跪？绝不！”翌日，家书传来噩耗。不到一年，轮到次兄陈乔年走向枫林桥。兄弟二人赴法勤工俭学、投身革命，却先后倒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短短一年，陈家灯火骤暗，皖江旧宅的旧匾似乎也随之蒙尘。
高大众撑着破败门楣等孩子归来，终在1930年病逝。陈松年此时尚未满二十，却已成家中独子。学业被迫中断，卖字、抄书、当学徒，他撑起了残余的家庭。1932年10月，父亲在南京被捕，他拖着一篮蔬果探监。阴冷号房里，陈独秀满脸胡茬，却强硬挥手：“哭什么哭，好好做人。”这一句话，半是责备，半是期许。

1938年，日军炮火逼至安庆，残存的家当被劫一空。父子辗转武汉，再挤上开往四川江津的驳船。那时的江津，聚着一群逃离战火的学者、记者，他们在蜀地山城的茶馆里评书议学。陈独秀靠卖藏书、授课维生，儿子则在砖窑拉车、挑泥。晚饭时分，父亲常把翻译稿摊在昏暗油灯下，对子嗣讲述他年轻时写《新青年》的理想。1942年5月12日，63岁的陈独秀溘然长逝，一支竹香在雨夜里燃到尽头。五年后，陈松年挑着沉重棺木，护父与祖母灵柩回到叶家冲山坡，石匠在碑上刻下“独秀先生之墓”七字。
新中国成立已过数年，陈松年却仍为生计四处奔波。老屋半边卖掉，换来孩子们的学费；自己则在城郊砖厂日晒雨淋，每天八角钱工钱勉强糊口。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自武汉溯江北上，舰船靠泊安庆江面。晚风里，他问陪同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陈独秀还有后人吗？”短短一句，为陈家带来转机。

几周后，市里通知：陈松年调至文管部门做资料保管，每月固定津贴30元；陈延年、陈乔年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补助不算丰厚，却让一家六口有了盼头。邻里说，老陈变了，眉头舒展，不再半夜起身数欠条。他只说一句话：“总算能放心让孩子读书了。”

孩子们果然争气。长玮学机械，毕业后进军工行业；长玙在钢铁设计院绘图；长璞走进文物系统，终日与碑帖为伴；最小的长琦则留在合肥工业大学讲授机械制造。有人感叹：“陈家第二代倒在刑场，第三代在课堂。”读书的种子，终究在和平里发芽。
1990年，陈松年走完80年人生。墓碑很素，只刻“先考陈公乾生之墓”，悄悄把父亲的乳名留给后来人辨识。松风摇曳，几片枫叶贴在石刻上，像兄长当年染血的胸章。世事更迭，陈家不再响炮声，却凭借教育与责任延续风骨；而国家自1950年代起为烈士后裔搭起的保障之网，也在岁月里越织越密，让更多类似的家庭得以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