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曾说：“当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任何人，真心实意疼你、爱你了。没人在意你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工作累不累、胖了还是瘦了。再没人忍你的坏脾气、包容你的缺点。当你回忆和父母的点点滴滴时，就会泪流满面、心如刀割。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最破旧的棚户区，一家六口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土坯房里，墙皮剥落，冬天寒风顺着门缝往屋里灌。父亲是建筑工人，跟着工程队常年在外地，一年到头只能寄回一点微薄的工钱，家里的生计，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母亲没读过书，除了在家糊火柴盒，还会去附近的洗衣坊帮人洗厚重的棉衣被单，寒冬腊月里，双手泡在冰水里，一整天都泡得发白起皱，手指关节肿得像馒头，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梁晓声七岁那年冬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灶台边，一边搓衣服一边偷偷抹泪，他跑过去攥住母亲冻得僵硬的手，小声问：“妈，手疼不疼？咱别洗了行不行？”

母亲擦了擦眼角，把他的小手裹在自己怀里，声音沙哑却温柔：“傻孩子，妈不洗，你们姐弟几个就没饭吃，没棉衣穿，等以后日子好了，妈就不用遭这罪了。”那时候的梁晓声不懂什么是大道理，只知道母亲的手是为了这个家才变成这样，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快点长大，帮母亲分担，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更大的劫难在他16岁那年突然降临。正在读高中的哥哥，突然变得性情大变，常常半夜大喊大叫，摔碎家里的碗碟，有时候又呆呆地坐在角落，一言不发。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在了这个贫寒的家庭上。

母亲当场就瘫坐在地上，拉着医生的衣角哭着哀求：“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还年轻，不能就这么废了啊！”可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加上家里没钱，根本没法彻底医治，只能靠药物勉强控制病情。

哥哥清醒的时候，总会拉着梁晓声的手，满脸愧疚地说：“小弟，是我拖累了咱妈，拖累了全家，你别管我了，好好读书，以后过自己的日子。”梁晓声每次都攥紧哥哥的手，眼眶发红却咬着牙说：“哥，你别这么说，咱是一家人，我不管你谁管你，有我在，这个家就散不了。”

为了给哥哥凑医药费，母亲跑遍了所有亲戚家，借钱时受尽冷眼，有人甚至直接关上门说：“你们家就是个无底洞，借了也还不起，别再来了。”梁晓声看着母亲佝偻着背，一次次被拒之门外，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他当即撕掉了手里的高中升学志愿表，决定放弃读书，早点赚钱养家。

1968年，19岁的梁晓声响应号召，去了北大荒插队。农场的农活繁重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割麦子、挑粪、修水渠，累到直不起腰，夜里躺在简陋的土炕上，浑身酸痛，可他从没有喊过一句累。

一起插队的工友看他每个月发了津贴，一分不留全寄回家，自己连个馒头都舍不得多买，就劝他：“晓声，你也给自己留点，别全寄回去，你也得顾着自己啊。”梁晓声摇了摇头，看着家乡的方向说：“我妈在家还在受苦，我哥还等着钱买药，我苦点没事，只要家里人能好过一点，我就知足了。”

他在北大荒熬了整整七年，白天干农活，夜里就着煤油灯的微光写稿子，把对家人的思念、对生活的感悟都写进文字里，慢慢的，他的文字开始发表，稿费也多了一点，他依旧把所有钱都寄回家，只留一点点买纸笔。

直到1974年，梁晓声返城回城，后来又考上复旦大学，毕业后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慢慢在文坛崭露头角，生活终于有了起色。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和患病的哥哥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亲自照料他们的生活。

那时候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看着北京的高楼大厦，拉着梁晓声的手说：“儿啊，妈这辈子都没想过，能住进这么好的地方，你争气了，妈放心了。”梁晓声扶着母亲坐下，笑着说：“妈，以前您苦了一辈子，以后我陪着您和哥，咱们好好过日子。”

此后十几年，梁晓声推掉了无数场应酬和商业活动，每天下班就准时回家，给母亲做饭、捶背，给哥哥喂药、擦身，耐心陪着哥哥说话，哪怕哥哥大多数时候都沉默不语，他也从未有过一丝不耐烦。邻居们都说他太辛苦，他却总说：“这是我该做的，家人在，家就在。”

可命运终究不会一直温柔，1995年，操劳一生的母亲因病卧床，临终前，她拉着梁晓声的手，气若游丝地叮嘱：“儿啊，妈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哥，别丢下他，你们姐弟要好好相处。”梁晓声握着母亲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重重地点头：“妈，您放心，我一辈子都会守着哥，绝不会不管他。”

母亲走后，父亲也在几年后病逝，曾经热热闹闹的家，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兄弟姐妹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生活，来往渐渐少了，再也没有了小时候围在母亲身边的热闹。

梁晓声依旧守着患病的哥哥，日复一日地照料，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看着身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哥哥，他终于慢慢沉淀出了上面的人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