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一个从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的农学家上书反对土改。
他指出：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碎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还有，土地改革后税收将会丧失，过去依靠地主富农缴税，土改后这个阶层不复存在，税源就成了问题。而且还将面临一个激励的问题，过去农民勤奋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富农地主，但是现在没有可能了，所以很多勤劳的农民就没有了奋斗的动力。
他还预言，不用很长时间，分给农民的土地就会被收回，然后建立集体经济，粮食大量上交，这只会让勤劳的农民更加断了念想，不愿意付出劳动。
当然，他也期望一切在将来会改变。“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这位农学家就是董时进。
1950年初，自知无望的他就悄悄去了香港，然后转道去了美国，直到三十年后，他才又被请回来参观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