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传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也，生于仁宗皇祐元年，卒于徽宗元符三年，年五十二。其先世居会稽，后徙高邮，家世业儒，虽非显赫，然世代传经，家风醇厚。少游幼警敏，强记嗜学，博览群书，尤精经史，工诗文，善词赋，少时即有文名，乡里称之“神童”。年稍长，慕郭子仪、杜牧之为人，心怀壮志，欲以文经世，致君泽民，尝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意气风发，见者皆叹其才。
神宗熙宁年间，少游游学四方，遍历淮扬、会稽、徐州之地，探古揽胜，交游贤士。时苏轼守徐州，少游往谒之，献《黄楼赋》，文辞清丽，气势雄健，轼见而奇之，叹曰：“少游之文，如美玉无瑕，纯出天然，虽经琢磨，不露斧凿之痕。”遂纳为门人，悉心教诲，少游亦执弟子礼，恭敬有加，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而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每见其文，未尝不极口称善。
少游早年，慷慨豪隽，强志盛气，然屡试不第，蹉跎十余年，其间漫游南北，寄情山水，或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或扁舟邗沟，遍历广陵胜景，亦尝寄迹青楼，以词酬唱，其早期词作，绮丽纤巧，如时女步春，婉媚动人，时人戏称之为“小石调”。然其词中，亦藏忧思，非徒为艳语，盖其怀才不遇，壮志难伸，故借闺情乡思，抒发胸臆。
元丰八年，神宗崩，哲宗继位，改元元祐，高太后临朝，起用旧臣，司马光、吕公著秉政，文风大兴。少游年三十七，应进士举，登第，除定海主簿，未赴任，寻授蔡州教授。元祐二年，苏轼以“贤良方正”荐少游于朝，未料为忌者所阻，少游引疾归蔡州。越三年，范纯仁荐之，复召入京，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黄本书籍，后迁秘书省正字，旋入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
居京三载，是少游一生最得意之时。时朝廷清明，贤才云集，少游与苏轼、黄庭坚诸人唱和往还，诗酒相娱，论道论文，意气风发。其诗文益臻精妙，词风亦渐趋沉郁，既有婉约之姿，又有豪放之气，苏轼尝戏称其为“山抹微云秦学士”，盖因其《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词，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然京中党争渐起，洛、蜀二党交恶，少游依附蜀党，为洛党贾易所劾，以行为“不检”罢去正字，逾二年方复职，然经此一挫，其心渐灰，不复有往日豪情。
绍圣元年，高太后崩，哲宗亲政，新党复用，旧党遭贬，苏轼远谪惠州，少游亦坐“影附苏轼，增损《实录》”之罪，出为杭州通判。未几，复被劾，贬监处州酒税，居处州期间，少游寄情山水，避世自守，常游括苍、仙都诸山，与高僧谈禅论道，心境渐趋平和。然祸不单行，绍圣三年，少游因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途程艰险，颠沛流离，其词风自此大变，凄婉凄厉，不复当年绮丽。
郴州之地，荒僻偏远，瘴气弥漫，少游独居客馆，孤苦无依，尝作《踏莎行·郴州旅舍》，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句，王国维评之“变而凄厉”，盖其心境之写照也。绍圣四年，少游谪居郴州，闲居无事，常泛舟楚江，观红蓼黄芦，赏清风皓月，遂作《满庭芳·红蓼花繁》一词，词云：“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此词之作，盖少游谪居郴州时心境之真实流露也。彼时，他远离朝堂纷扰，脱身尘俗之累，独泛舟江上，见红蓼繁茂，黄芦纷乱，玉露初降，江天辽阔，遂以短笛寄情，伴清风皓月，物我两忘，看似闲适，实则藏无尽悲怆。“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非真忘形也，乃避世之法，借山水之清旷，涤荡内心之愁苦，以短笛之音，抒发身世之叹。昔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真闲适；而少游之“忘形”，则是悲极而静，苦极而淡，盖其心怀家国，志在天下，却身陷贬谪，无力回天，只得寄情山水，以求解脱。
少游之词，深受《楚辞》影响，承袭屈原“哀民生之多艰”之悲，又得苏轼词风之浸润，兼收柳永婉约之韵，形成自身清婉凄丽、含蓄蕴藉之风格。其词善融情于景，以浅淡之笔，写深沉之情，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将闲愁写得细腻入微，千古传诵。
绍圣五年，少游再贬横州，元符元年，徙雷州，南土炎荒，四时皆热，少游身心俱疲，却始终坚守气节，不媚世俗，不辱初心。他在雷州期间，虽贫病交加，仍读书著述，整理诗文，未尝稍辍。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贬谪之臣多被召回，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途经雷州，与少游相见，师生二人执手相看，感慨万千，少游作《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以记之，词中满是沧桑与慰藉。
是年八月，少游北归，行至藤州光华亭，醉卧石上，溘然长逝，临终前，索水饮之，笑而卒，享年五十二。苏轼闻其噩耗，悲痛欲绝，竟两日不食，叹曰：“少游逝矣，吾门无复有佳士矣！”